我自认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没有累积下教养，个性又十分顽劣，使我无法成为一个驯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恰好和我潜意识中的反抗性格结合。现实生活中，除了挨打外，没有享受到多少温暖，只有一次，当我十岁的时候，是在开封，一位同班女同学，送给我一个用泥捏的风箱玩具，大概有一个大人的大拇指大，用墨涂得黑黑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玩具，放在口袋，放在床头，想着那位女同学，可是我的胆量忽然小起来，不敢和她讲话，直到回辉县前夕，却把它弄丢了。但那个女孩子的印象并没有丢掉，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到了辉县上小学五年级，那时候的女生几乎都比我大，而且没有开封的女生那么清秀，我自然和她们玩不在一起，不但玩不在一起，反而几乎天天发生冲突，随时都在吵架。前面坐的是一位女生，我总是把毛笔放在桌边，使毛笔头露出半截，那女生往后一靠，一定沾一背墨，她总是大叫：
“我非告你不可！”
“非者，不也，”我说，“非告就是不告！”
结果当然是告了，告给侯老师，每一次都挨一顿手板。
只有一位女同学，个子小小的，纤巧玲珑，坐在第一排，和秦鼐同桌——秦鼐就是前述那位父亲向侯万尊抗诉的同学。这个可爱的小女生，起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名叫邓克保，我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讲话，但她从来不理我这个野男生。
秦鼐和邓克保两位同桌的小朋友，命运似乎都不太好，听说秦鼐在考取大学后过世，邓克保小学毕业后也过世了，不知道害什么病。四十年后，我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报导文学《异域》时，就用邓克保作笔名，“邓克保”成为文中以及后来的电影中男主角的名字。这篇报导文学使我和邓克保一直结合在一起，她是我惟一记得的童年女伴——不，是童年女同学，仅仅是女同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假设这是一场美丽的恋爱的话，大概就是我的初恋吧！
辉县虽然是我的故乡（老家），可是我却像一个流浪天涯的孤儿，继母在父亲离家出走后，也跟着回到开封，辉县偌大的庭院中，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三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跟仆人没有什么分别的贫寒表婶，另一个就是日夜呼痛、哭诉无门、六亲无靠的姥姥。事后回想，发现我的家道就在这个时候迅速中落。鸦片的剧毒开始侵入我们这个小康之家，使我们这个刚脱离农村、跃升到都市、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吸第一口鸦片开始，不到四年（我在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和百泉初中那段日子），迅速地接近赤贫。我并不知道这个经过，但在辉县一连几进的深宅大院，除了我住的那一进院子和靠后门的那个菜园以外，全都被父亲卖掉，而后门也就成了大门。我当时的年龄还不能直接感觉到家庭的衰败，但从表婶给我的伙食钱，只能够参加萝卜团，不能参加白菜团，才有贫寒的感觉。凡是参加萝卜团的同学，多少都会受白菜团同学的轻视或欺侮，不知道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个别的气质，有钱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穷朋友，有钱人家的小孩似乎也同样看不起他贫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设立这样强烈对比的伙食团（故事总是重演，十年以后，我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念书，学校里也设立了两个伙食团，一个是四川同学的吃肉伙食团，一天三顿全是白米饭而且有肉，另一个是外省同学设立的靠教育部贷金为生的吃菜伙食团，早上吃稀饭，一个月吃不到两次肉），这对穷孩子的自尊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于是乎经常采用暴力——打架、骂粗话、跟老师对抗等等手段，来平服自己内心的自卑，我是这个族群中最出名的一员。
我的功课之糟，是“天下”皆知的事，但最初行为还有一些大城市文明的痕迹；后来，这些文明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我想到的，除了玩，还是玩。第一个最大的志愿就是想当一个篮球健将，可是我篮球却打得不好，得不到体育老师的赏识。虽然我非常努力地练习，但班队、校队，全没有我，我就省吃俭用，自己买了一件背心，到裁缝店，前边缝上“泉中”二字，背后缝上一个“2”字（本来想缝上“1”字的，但我很谦虚，所以只缝上“2”字，表示校队的二号人物）。平常不敢穿，只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才敢穿。而那个时候，却没有篮球可玩，篮球都锁在训导处的柜子里。无可奈何，只好去偷，偷到之后，就在球场上，投一次篮又投一次篮，然后回到城里冷清的家，当然顺便也把篮球带到家里玩。
四十年后，在北京遇到同班同学——后来当了**高干、而又退休了的朱光弼。朱光弼询问我偷球的技巧为什么那么高竿，因为我偷了几次球都顺利得手，有一次，朱光弼跟我一块去偷，忽然门锁响动，我飞快逃掉，朱光弼却被捉住，挨了一顿揍。
骑脚踏车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游泳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当然是狗爬式。狗爬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消耗体力。有一天，一群同学到百泉湖去玩，有人提议游泳。那时候辉县还没有“游泳”这个名词，所谓游泳，当时称为“洗澡”或“浮水”。一个年长的同学问我：
“你会不会？”
我逞能说：“当然会！”
当我随大家“扑通扑通”像鸭子一样乱七八糟从岸上跳下去之后，一股刺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