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学校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回三公里外的县城。家里仅有的两个老人，表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开除，姥姥更是不知。我天天睡大觉，有时到城外“三闸”抓螃蟹。幸好，那时候的荒僻小城，还没有青少年帮派，否则的话，不可避免地我会陷进另外一个世界。我逛荡着，没有人跟我玩，也没有朋友，同年龄的孩子都在上学。我把爆竹拆成一个个纸炮，装在口袋里，一手拿着燃着的香，爬到空无一人的城墙上，掏出一个纸炮，在香头上把它点燃，扔到城外，听它们的爆炸声，心中大为愉快。事后回想，不知道愉快什么。

    被开除的消息终于从表婶的信中让父亲知道了，父亲来了一封三四张纸密密麻麻的信，沉痛地责备我的恶劣行迹。最重的几句话，我到老年的时候还记得，父亲要我跪求校长收回成命。如果在父亲的押解之下，我可能跪求校长，但靠一封严厉的信，我根本理都不理，连信都不肯看完，拔腿去玩自己的了。父亲对这个远在天边的无法无天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姐姐从乡下赶到城里，除了哭泣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挽救这个僵局。父亲的信件虽然没有产生力量，但姐姐的眼泪使我有一种罪恶感，既惭愧又厌烦。最后，还是父亲让步，写信叫我前往开封。我在辉县四个年头，悄悄而来，狼狈而去。

    到了开封，本来预期父亲会揍我一顿，结果没有。父亲老了许多，而且卧在病床上。那年父亲不过五十多岁，却显得那么憔悴。而且，最吃惊的，我回到的已不是四年前离开时的东铜板街三进院子的巨宅，而是位于八府仓后街的一个大杂院。大杂院的三面都属于同一家花生行，我们家只占着东厢的三间。就在这三间屋子里，住着父亲、继母、妹妹、弟弟，再加上我，那种拥挤的情况，可以想象。而厨房就设在屋檐底下，上面搭一个遮雨的篷子，下面仅可容身。当年那种有奶妈，早上喝牛奶、吃荷包蛋，以及跑到街上喝江米甜酒的日子，都成为过眼烟云。现在的情况几乎接近赤贫，父亲靠着新组成的花生业同业公会过日子，辉县还有若干亩田地，就在这个时候陆陆续续卖掉，来维持这个残破的家。其实，父亲仍可以回辉县老家过一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去，却在开封和赤贫搏斗。人们都以为他过不惯乡村的平淡生活，其实，父亲不回去的原因，比这个严重得多，那就是继母由吸鸦片烟，已沦落到吸海洛因。那是一九三○年代初期，鸦片横扫中国，几乎深入每一个角落。有些有钱的人家，尤其是大地主，甚至鼓励自己的子弟抽鸦片烟。那是一个只有简单而又自以为聪明的脑筋，才做得出来的评估，他们把每年抽鸦片所开支的费用，折换成田地，认为一个人抽鸦片七十年，只要消耗九十亩田就够了。如果他们家有五百亩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