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例

    柏杨先生右臂风湿，害了数年，去年（一九六四）一度发得很是厉害，读者先生也有介绍药方的，后来还是贴膏药暂时止住，但痼未根除也。而自去岁腊月，又害肚胀。肚胀在小伙子身上，不过小病，用手揉揉，放两个响屁，也就豁然而愈，不过该被胀之肚如果属于老头，而又一连四月不消，腹大如鼓，下垂如石，恐怕是有点玄妙。二月间便去台湾疗养院检查，迄今为上，好像有癌的现象哀哉。我哀哉当然是怕死，其实即令不怕死也照样哀哉，盖生殖率增高，死亡率降低，正是促使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因素之一，如果各位同胞不到二十岁就一律伸腿啦，则何至劳动立法委员乱撒绊马索乎？

    我是没有“公保”的（“公保”真是政府的无量功德，成为一种安定社会的强大力量，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当初有此构想，并努力推广的，大家真应为他立长生牌位），所以每次看病，心里都七跳八跳，怕洋医生开药开得太贵。有一天早上，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云，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妇人，看她年纪，大约三十，却脸黄肌瘦，蓬头垢面。我穿着棉袄还抵挡不住过道上的凉风，而她只不过一件单衣，下面赤着双脚，索索发抖，怀中抱着一个干柴般的孩子，孩子的身上长满了红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过往的护士小姐哀告曰：“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大家一齐看着她，默默无语，大概不知道应如何插嘴才好。柏杨先生听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呜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学堂当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却有八个孩子，第八个孩子生的时候动了手术，连生产费都疗养院副院长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肠的副院长走啦，她的肠子竟和输卵管粘在一声，发炎不止。医生要她开刀，不开刀只有死，但开刀要两千元，她哪有两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长出可怕的斑点，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来，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梦一样再遇到那位副院长。所以已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半疯半傻，眼前一片苍茫，只有绝望、痛苦，没有前途，没有远景。

    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地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离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

    （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和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平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地在跟贫困和疾病相斗，一直悲苦地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分，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记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某。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