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无止境地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时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折磨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地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子；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抽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地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社会国家了。一九六零年因病转业后，因自己目不识丁，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最后把他们的一个女儿卖给人收养时，对方曾给了他们三千元钱，于是他们先买了一个面摊子，晚上在通化街口卖面点。做了不久，却被流氓用刀子杀伤了他的太太，那个用自己骨肉换来的面摊子，也被砸了个稀烂，另外，他们还加添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流动三轮车，但哪晓得踏了不到两个月，关节炎症复发，无法再继续了。

    这时不幸的夫妇，际遇坎坷，用女儿换的面摊被流氓砸烂，而三轮车又歇业，那段生活，几陷入绝境。就是这个时候，幸而在大同中学谋到每月三百一十元和五十四斤大米的这份工作，否则，那可真的要被饿死了。

    目前，他们一家七口所赖以栖身的那幢用竹子扎成的小巴巴房子，还是台湾疗养院一位好心的吴太太，和一两位好朋友分别送钱、送竹子，帮他们撑起来的，要不，他们一家大小七口，可能连略避风雨的窠都没有呢。

    “我们太感谢那些帮忙我们的好心人了。”胡乃英用激动的口吻说：“我们一家大小能够活到今天，全是他们的给予。”

    由于他们生活困窘，长期营养失调，他们的大女儿玉凤患着贫血病，三子玉海因为食物不洁，脸上、四肢，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子，据医生说，那是食物中毒，但因为没有钱诊治，竟一任它蔓延……

    然而，胡乃英这位多产的妈妈呢，也患了大肠和输卵管连结在一起的毛病，但她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却渴望能得到一份端茶、扫地的工作。

    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我找一份工友职业，我的五个孩子便可以养活了；因为，再穷，我们也决不会再送给人家了，将来我们老了，要靠孩子们养活我们两口子呢！”

    然崦，世态炎凉的今天，谁肯为这位多产的妈妈，年仅三十四岁的小妇人一伸温情的援手呢？是的，在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那幢潮湿灰暗的小房子里，蜷曲着的五个孩子，和那对被儿女债折磨得褪却了生命色彩的夫妇，确是社会上慈善人士济助的对象。他们热切地渴望着，眼巴巴地期待着你伟大同情的手。

    以上是报道全文，当初柏杨先生拜托记者老爷访之写之，内里有一窃窃盼望，愿该文刊出后会有软心肠朋友，为这对可怜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们，捐出一点钱，集腋成裘，只要能凑够两千元，就可以使做母亲的能够开刀，也可以使孩子们获得医治。可是刊出该文迄今，一再向报馆打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读者老爷把这条消息忽略啦，也可能大家看到比这还要惨的事多矣，因而无动于衷，不过不管怎么吧，柏杨先生暨老妻柏杨夫人，谨在这里再向读者老爷哀告，援助她一点吧，千儿八百不算多，十元八元不算少，直接寄给她送给她也可（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或交由柏杨先生转也可；现款不方便，邮票也可；没有邮票，衣服也可；没有新衣服，旧衣服也可；没有旧衣服，孩子们看的图书和玩具也可——在你阁下看起来不足道的慈心，在她和孩子都受恩无量。

    胡乃英女士想找工作，我想她工作有问题，盖五个孩子——最小的刚会爬——放到家里，不发生惨剧几希。所以还是请求读者老爷援助，先让她迈过第一关再说。在这里，我特别泣恳廖维藩先生、王梦云先生、汤如炎先生，呜呼，这个家庭虽然不是看了各位大人的高论而身体力行的，但其行为却和各位的高论暗相吻合。无论如何，三位应该也捐助她一些，太多啦我出不了口，我想一个人赠她一万元，以示嘉慰，而励来兹，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