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大学分两种，一种传播知识，一种创造知识。仅仅传播知识的大学，是三流大学，只有创造知识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我们现在只有传播知识的大学，没有创造知识的大学。没有自由，会有创造性吗？没有创造性，就没有知识的创造。
熊丙奇怎样改变这种情况？
茅于轼首先是大环境的改变，要讲民主与法制。现在的社会，处处是特权。大学里，也有很强的特权，教师、教授是不平等的，知名教授，担任人大代表的教授，就有一定的特权；一般的教授，却连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他想出书，也出不了。大学校长，也经常用手中的特权，用行政命令来干扰别人的思想。他可以命令教授做什么，甚至怎么做。
熊丙奇对大学的一些“特权”人物，比如校长、知名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我听说有的博导带的学生超过了100人，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学要制订这方面的制度，规定教授招收学生的人数，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这个问题，与校长的权力，也有关系。有的教授可能并不愿意招收这么多学生，但学校让他们招这么多。
熊丙奇有人说，现在有不少知名教授，包括经济学家，都在忙着挣钱，根本没用心做学问，指导学生。
茅于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所有的教授都忙着挣钱，各行各业的都在找自己的出路。以前教授的待遇，是很高的。鲁迅一个月可以拿到500个大洋，那时普通人的收入一个月只有9个大洋、10个大洋，鲁迅的收入是普通人的50倍。这个差距大了点。现在美国的教授，一般年薪为10多万美金，普通人，以超市营业员为例，收入为两三万美金，差距大约为5倍左右。不过美国是发达国家，整体生活水平很高。
熊丙奇我国大学教授的收入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提高，甚至大学里已经出现了富翁教授，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安心于学术。
茅于轼以前有一句口号，叫“党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现在这句口号不喊了，市场在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些教授通过市场，体现了自身的经济价值，却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市场结合紧密的教授，赚了钱；而安心学术、安心教学的，却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