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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王重民传(2/2)

于道私劫之,颇有亡损。及至,所存惟佛经,菁英皆去矣。国人痛之。陈寅恪大师云:“敦煌遗卷之史,为吾国之伤心史也。”向达于英伦,所睹手卷仅五百余,多为手誊之文字。重民于法国,所得借原本照像,其后遗卷或有所失湮灭者,重民之照像,凡一万三千张。或有为世仅存之孤本,弥足可珍也。至是,国人方闻斯坦因所掠之卷。

    二十四年四月,重民以所撰《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传回国内。后刊于《大公报.图书副刊》。又撰《伯希和劫经录》。后,以考稽遗卷所记之心得,俱载于《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金陵学报》、《东方杂志》诸报媒。犹以考证为精,《金山国坠事拾零》之撰,独具创见。

    三十五年,《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刊行。第二辑亦于民国三十年出版。

    二十八年,自欧归。后,赴美利坚国会图书馆,考辑馆藏中国古籍。

    三十六年二月,自美利坚归国。以精研变文为务,誊《十二时》、《十二表》、《五更转》等变文,撰《读十二辰歌》、《说五更转》,刊载于《申报.文史周刊》。

    三十七年,署理北图馆长。十二月,北平被围,国府屡请南归,不从。城将陷,蒋公亲令空师接之,再请重民、达等奔台湾,拒之。

    国朝元年,以所校录之敦煌曲子词结为《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刊行。

    三年,院系调整,去北图职,专攻图书馆学,从教。抚桃育李之暇,笔耕不辍,撰《敦煌古籍叙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又纂的《中国目录学史》《中国书史》讲义。学绩斐然,界享盛誉。

    八年,取民国二十四年所作之《敦煌本捉季布变文》、《敦煌本王陵变文》,与向达、王庆菽、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搜诸海内外私藏写本一百八十七卷,辑为《敦煌变文集》。又撰《敦煌变文研究》。

    九年,辑巴黎、伦敦二地所阅敦煌遗卷题记。又收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等大师之序跋,撰《敦煌古籍叙录》,刊行宇内。界内重之,以为上品。

    后,与向达同为校方所忌,谴论为“右派”,革职听戡。于凌逼之下,昂然不屈,犹以学术为念,昼夜不息。

    十四年,据遗书撰《补全唐诗》,得全诗九十七、残诗三、附诗四,凡一百有四首。后,又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得七十二首。自民国二十四年至斯,凡三校,共得一百七十六首。

    十七年,文革乱作,重民为暴徒所殴拘,身心俱损。会闻达死,黯然神伤。以校内大乱,不得操学鞭。越三年,事稍缓,乃得复为人师。

    二十四年,为诸生授《中国书史》、《古籍整理》。适讲《盐铁论》,语肖生东发曰:“欲成正道,当读古书,精读原著。不读《汉书》者,安可知刘向、刘歆耶?不闻古书者,谈何以事古籍整理哉!”又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为学之正道也。必当铭之。”东发等感服。

    后数月,于道泉、王尧等自五七干校归,上峰令尧等撰吐蕃与唐故事。尧等无策,道泉遂引之潜谒重民于朗润园。重民出一囊,语道泉曰:“此物为吾自巴黎携归,四十年矣。本欲自撰之,恐无日也。今以委公等,善视之。”又曰:“必令有根基者,细审阅之,必有所成也。勿令断档。”尧等奉之归,拆视之,为伯希和所劫第二五五五号卷,名曰《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皆密楷之誊,并附原卷之影像。尧珍视,秘以研之。于不解处,自至重民所,附首以咨,师事之。重民自言与戴密微之交,又言旅欧美诸事。及至美利坚国会图书馆之事,悲喟良久。重民妻刘修业亦为才女,于敦煌诸学有深诣,或有言辩。尧于其所,既交心得,乃蒙泽恩,学业得速进。后,重民为北大军宣队所逼,不堪其辱,万念俱灰,遂无驻世之心。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自沉于颐和园,年七十二。

    二十七年九月,毛公崩。十月,朝令尽收王、江孽党,天下大快。尧怒重民之冤,遂寻杨瑾、杨泓、俞筱尧、沈玉成等,取重民之遗稿,欲入《文物资料丛刊》。时,北大之政,犹为贼党所秉。尧恐贼觉,遂以重民之字“有三”署之。贼等顽愚,不知其字,乃得发。既得刊行,尧负书至重民所,与师母览之。修业捧读,浊泪纵横,饮泣不辍,莹滴浸卷。

    三十二年,重民所誊之《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为邓广铭之女小楠所释,后载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卷。既得刊行,海内赞嘉,皆云可告慰重民之灵也。

    重民所遗之照像,可称无价之珍。其类曰:经部:易类七种;书类三十种;诗类二十三种;礼类七种;春秋类三十一种;论语四十二种;孝经十六种;小学类七十三种。史部:正史类七种;杂史类十九种;族谱传记类十种;地理类十三种;诏令奏议类十一种;政书牒文类四十二种;户籍类十四种;法律文书十三种;契约二十三种;社司转帖祭文等十一种;墓志邈真赞等十七种。子部:儒家类六种;兵家类二种;法家类二种;医家类十九种;天文历算八十五种;书法舞谱等十二种;杂家类二十五种;古类书三十八种。释家:佛经一百零八种;论赞等四十五种;佛传记等五十九种;疏戒牒等三十二种;语录八种;願文等四十六种;经序九种;佛经目录十三种;寺历五种;音义十种;游记二种;仪轨题记等十六种。道家类一百五十二种。集部:诗文六十种;词曲等六十九种;变文等六十三种;文选书仪等四十九种;文集十五种。四部之书而外,有佛像照像五十八种;观音菩萨等照像七十七种;经变、供养人像等二十六种;丝织品、佛幡等十六种。又有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诸文献十二种。凡一千五百余种,原本照像一万三千张。三十九年,卢秀文按计之:敦煌遗书存于英伦者,凡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卷,编目者九千一百七十二卷。于法国者六千卷有奇,编目者四千零三十八卷。总计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卷。编目者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卷。编目之作,于汉学非有深诣者,绝难成之也。九成之勋,归于二公。而重民之勋,犹出达上。所辑之《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为敦煌学扛鼎力作。凡于此学,无不奉以经典。及读是书,惟以仰望。开山之勋,于江山同寿也。

    初,重民殁时,遗文或多有未发刊者。后,妻修业理之,《敦煌变文研究》等方得见天日。人闻,皆以为憾。曰:“倘有三公尚在,必有建树也!”重民于古书之诣,世无出其右者。敦煌四部经、史、子、集,如数家珍。于阕文之考证、照像尤以为慎。又,光绪二十七年,德国诸贼于吐鲁番得中国古文卷,以回鹘文为最富,汉字文献间亦有之,后藏柏林普鲁士学士院。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重民至所,得瞻《刘涓子鬼方》,以为奇珍,遂为摄影,乃得全篇。据《隋书·经籍志》录曰:“《刘涓子鬼遗方》十卷,龚庆宣撰”。明钱曾所见《鬼遗方》之宋抄本亦仅有五卷,可证宋时已残。重民所摄恰为卷九至卷十部分,故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是年,日人黑田源次访柏林时,已然不见。后,柴剑虹等皆欲一窥其原卷,终不得焉。或云以为湮灭矣。剑虹叹曰:“原卷虽不可得瞻,重民先生所遗之影,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不知先生当年所睹此残卷,今又流失何处,甚为可叹!”四十七年,荣新江欲访赴德国,得重民昔时于德所摄回吐鲁番文献之照像。后,新江至柏林,欲觅原卷,竟不知所往。仅得德方之照像,多有残损。新江喟曰:“重民于走马之间,慎谨如此。得存孤本,其行可感也!”其严谨如此,人莫可匹。

    史臣曰:神州文明,绵延五千余岁不绝,其缘何耶?盖以有薪火传承者也。向、王二公起灭文,复湮学,誊遗文,摄影象,存国档,补阕文。远涉未化之地,苦觅罹劫之宝。家车万里,壮志萦怀。忍辱以报国恩,负恨以亢夷辱。二公之后,桃李繁然,累得硕果。勋绩伟烈,善莫大焉。二公之勋盛矣!迨至季年,世难骤发,秧害匣玉。群魔乱舞,魑魅跳梁。万事崩糜,夕阳西下。哲人其萎,水流石在。自兹永违矣!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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