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湘西溆浦土家人也。字觉明，号佛陀耶舍。后自取笔名方回。少好经史，于国学诸目，功诣深厚。民国八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诒徵、陈鹤琴奇之，谆谆悉导，业得猛进。又发愤攻读欧学诸说，中西合壁，有声。求学四岁，谙达英、法诸语，业有游刃。十三年，毕业。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勤刻笔耕，日译千五百字不辍。译《印度现代史》，人以为能。后，与梁思成等合译《世界史纲》，与丰子恺合著《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斐然有声。十九年，达译《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尽言西贼敦煌劫经故事。又译勒柯克《高昌考古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秋，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委。

    初，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河西敦煌鸣沙山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发古藏经洞，得古经数十万卷。圆箓贪财，阴以盗卖。后，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闻风至，贿圆箓及官府，切割壁画、盗运遗书数万卷出境。积数岁，斯氏著书，自叙其事。希伯和亦著述立说，恬言贼行。皆自号为“汉学家”，西界誉之。达尽译其书，国人方得详闻国宝被劫情状。

    二十二年，声誉鹊起，为北大聘为兼职讲师，与冯承钧、张星良同号为“北大三杰”。是岁，悉收其文集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刊行海内。中西学界重之，皆论为盛唐与西域交流开山之力作。二十三年，《中西交通史》付梓，名显中西交流之学，卓然有成，渐现大家之范。二十四年秋，以交换馆员故，为馆长袁同礼所遣，出洋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寻，赴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

    二十五年九月，奔伦敦，入大不列颠牛津大学博物馆东方部，研习敦煌写卷、汉文典籍。时，斯坦因所窃手卷、遗书、壁画，皆为藏经洞之菁华。既出境，希氏皆盗卖入馆藏之，皆得大利。馆得盗物，英伦学者乃立“敦煌学”为显学，以文物之富，自耀于时。是时，神州孱弱，西夷多轻蔑华人学者。达至，屡请以瞻，以为誊写摄影，不许。达痛惜感慨，书语同礼云：“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现已至此，不能不尽力想办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返。现在拟托其他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百有万一之望也。”

    二十五年，海宇为倭奴凌逼，国步艰危。盘资多不能即济，故以拮据，大困。达以使命为念，壮志弥坚。二月二十一日，书寄同礼曰：“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时，英人翟里斯为总管，于达之请，多为刁难。遗卷之菁，多以诡辞傲拒。达居英伦一岁，所誊摄之卷仅五百余。怅憾久之，曰：“英人之藏，吾恐终身不得见也！”又曰：“遗书、手卷，本我神州之故物，贼人盗去，而我辈欲求一观竟不可得。刁横如此。悲夫！”

    二十六年八月，转至德国柏林，遍历诸地博物馆，誊摄被劫敦煌壁画、写卷。十二月，奔巴黎，研习法兰西国立图书馆斯氏所劫敦煌遗书。

    时，达于欧陆诸馆，所闻诸卷，皆制卡片，抄誊为目录提要。手卷之编号、名称、长短、今存之行数，悉以备录，又誊其初五行与末五行，以为备忘。于精美诸卷，摄制胶片以存档。又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诸文。积存遗卷菁华者，凡数百万字。二十七年，达荷之归国。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教授，并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三十一年九月，中央研究院等组西北史地考察团，以达任考古组组长。至河西诸地考稽古迹。三十二年七月，归。三十三年，复入河西。三十四年九月，倭奴降，北平光复。随校北归，为历史系教授兼掌图书馆。

    国朝元年，擢馆长。达主北图，于馆务悉如了掌。达尝屡告众曰：“藏书、人员、管理、服务，此馆务之根本也。”是时，时局初定，善本、珍本诸书流于市井，心忧之。遂亲与诸书肆商贾约，每有好者，请以速告。或间有送书者，以布囊置中，送于达衙所。达必亲按验之。如是者，颇得精珍之本。

    元年十月，高丽战事起，达遣子从戎入军旅。翌年，随团入高丽慰问将士。五年，当选京师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二年，奔新疆，迹践天山南北，考察东西交通遗址及石窟寺。著有《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论唐代佛曲》、《南诏史略论》等文百余篇。另有《敦煌艺术概论》、《西洋番国志》、《蛮书校注》等十种，皆传于世。达为人有大义，于学术多有独立超然之念，秉蔡孑民先生之“民主、科学”遗训，憨直果敢、是非分明、绝无宽假。素恶运动，曰：“吾愿为党之诤友。今党秉国器，必当严督之，勿令有变。”八年，朝许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策。时，史学研究以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民族问题为主，号为“五朵金花”。达曰：“史学界当百花齐放，不可只开‘五朵金花’。”又曰：“马列主义之原理与个别结论，不可代具体之历史研究方法。譬如考古发掘，方一落锄，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耶？马列主义耶？”校闻之，大怒。后，或诬曰：“达心勃勃，欲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之高位。”自是为人所忌。九年，定为“右派”，革职查办。

    既蒙危难，于学术矢志不渝，勤刻犹甚于前。治柬埔寨史，成之。后，中印、中朝边境疆域之争迭起，屡回朝咨，引证诸书，以答诸邦。达以殷鉴，言于上曰：“未雨绸缪，则亡羊补牢，犹未有晚也。请与诸类史料多为研究。”不报。十七年春，与商鸿逵订北大历史系教学计划，欲培新蕾。

    十七年五月，文革乱起，为暴徒所拘。六月，执囚之，尽薙其发。令跪于屋檐顶瓦上，每日必数时，肆为折辱，号曰：“坐飞机”。时为酷暑，达又近耄耋，乃病。人见之，多落泪。于难中，犹嘱同罹者曰：“公等切勿耿耿，岂不闻凤凰涅槃，可获新生哉？”达身素健，自云“铁汉”，以遭凌迫故，遂不起。十一月二十四日，病殁。时年六十六。后，葬京师“八宝山公墓”。二十年，家人遵遗嘱，取少许骨灰返故里，葬于麻溆水河畔温山垴之颠。

    王重民，直隶高阳县西良淀州人也。本名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父佚名，清时为乡秀。家道寒素，乃自修医道，悬壶济世，以求温饱。重民幼聪慧，喜读书。民国八年，考入保定第一中学。十一年，毕业。父欲令从仕，或诺以承己业。重民皆不纳，乃奔北平。十二年，入社青团。翌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文史。重民酷好本业，勤学弥苦。以贫甚，几无继食，大困。北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奇之，聘至馆中，以解其忧。馆中多藏古籍，重民喜甚。每读书，乃流连忘倦。每有心得，辄书之以论文。辑校古籍，勤犹汗牛。所辑《越缦堂读书札记》三十卷、《越缦堂文集》十二卷、《孙渊如集》五卷，凡四十七卷。十七年，高师毕业。执教河北大学。后，就聘北平图书馆编委。十五年，著《道德经碑幢刻石考》。十八年，所撰《国学论文索引》刊行。二十年，与杨殿同纂《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为史界嘉赏，有声。

    二十三年，同礼为北平图书馆馆长，令重民出洋，奔法、德诸国，寻摄被劫敦煌遗书之影，以为存档研究之用。重民于巴黎，睹瞻斯坦因盗劫之卷，激愤难平。感物伤情，喟曰：“敦煌遗书之菁华，皆在欧陆。首为巴黎，次为伦敦。欧陆之菁华，尽在于斯也！”时，国府束手，不得回索，为之怅恨痛惜。又因西夷诸学者鄙视华人学者之故，呕心沥血，勤耕不息，为神州学人正名。乃奋镜以摄，尽以收之。重民于欧陆凡四岁，忍辱蒙诟，历艰险，尽收摄巴黎、柏林原本照像。初，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王圆箓自盗敦煌遗卷以谋己私，又以古卷贿赠诸吏。英、法、日、美诸国之文物巨贼闻，纷涌踏至，劫菁华几尽。宣统元年，清廷始闻。八月二十二日，学部谕甘肃总督《饬查捡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方得稍止。浩劫之余卷，乃归送京师。后，诸墨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