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吃食店，进布店是一种忌讳，总觉得钻在布店的全是注定要庸碌一辈子的市民，路过它，清高的女中学生就加快脚步，脸上含而不露地带着轻蔑。但是如今我给自己破了戒，一个风尘仆仆的人她已无所谓任何戒律，她亲自打破它，像在搞一个恶作剧。

    "有那种紫红底小白点的花布吗？"我问道，一开口，那种生疏和拘谨就消退了。我的经历比脖子上挂皮尺的店员要丰富无数，我懂的，他们将来也未必能懂。于是我敢于主动打扰她。

    "没有。"她说："那种花布前年时兴过，现在只有郊县人才穿。你是外地回来的？"

    我一阵躁热。对这个敏感起来，我排斥本地，却不愿本地人来排斥我。不喜欢店员口中带着体恤意味的问话，那构成了一种缺憾。离沪时，那种花布方兴未艾。穿上它就是本地时髦人的标记；然而，在遥远闭塞的小土沟里，我想往它时，其实它已过时，时过境迁。

    出了布店往前走不几步，有个迎面而来的人挡住我的去路。那人高大，必须仰视，他睁大眼睛，打了个手势，等着我辨认他。

    "老枪！"我激动得大叫，升起种他乡遇知己的亲切感。

    老枪精神焕发，头发吹了风，规则地带着波折，裤线笔挺，皮鞋头亮亮的，若不是那黑红的脸色以及让野风吹粗粝的毛孔。完完全全像个本地工作的人。

    他摊开两手："这套行头穿着有点怪吧？"

    "不，很好。"

    他快乐地大笑，肩都抖着。我注意到他体魄魁梧，身体匀称，很有男性风度。我想自己是复杂多了，以前注重男生的五官，如今却整体化了，一眼就包罗万象，样样不漏。

    老枪说这套行头昨天才置起，穿着旧棉衣逛街，人家像对小偷亡命徒一样防你，叫你"插兄"，他气极，想好今天来风光风光。

    他站在路边，嗓门大得招摇，东谈西谈，谈到小多，说他疯病好转，可能已在浙江上班了。临近中午了，老枪的话突然刹车了，屡屡抬起手腕看表。

    "你有事？"我说，"那就再见了。"

    他用脚尖轻轻地碰碰我，肩膀一下子靠拢来；"难得见面，肯陪我上饭店吗？"

    我慌乱地摇了头，出自一种本能。这个人并不让我讨厌，甚至值得我信赖。但我怕，怕被碰疼，我已对自己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碰那感情深处。

    老枪没再勉强，像了却一桩心事似的吁了口气，然后就彬彬有礼地告辞了。望着他宽厚的背影，我知道他将一去不回头。我忽然感到一阵空虚，忍不住低声呻吟了一声。

    那时仿佛有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跟分在工矿的同学外出，有什么花销总是由他们会钞。张之道却属例外。

    这个长得像羊的男生在一年半中突然拔高了一头，成了细高挑身材。我初见他那个像植物一般细巧的身架以及一点一点的头颅，就感觉到他变得柔顺体贴，不像过去那么刁钻得吓人。

    张之道曾与我通过信，他的信漂亮、浪漫，很有气氛。为此，再见他本人时，我总存着点幻想，想寻找出同那些信相符合的气质。这个愿望注定我不再会将他拒之门外。

    他总在天徐徐黑下来时到我家，哪天他不露面，我会产生一种天还未黑的错觉。他的衣裤都是老料子做的，他祖父原是个大呢绒商，家里囤积的料子自然上乘；他那一身因此显得十分洋气。

    母亲心里是器重他的，她对他的好感来得突然，却一成未变。她像是鼓励他按时来，他稍晚一点，她就说，你今天来迟了。她与他亲如一家，我觉得对这场交往有害无益。我常想，是否已丧失了自己的目光，在母亲影响下，不知不觉让期望的东西走了样，退了色？

    张之道他对我无话不谈，守在我边上，追问过我为何后来断掉与他通信。我让他别问，说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

    他说："每个人？我就没有！"

    "以后会有的。"

    "那要看对谁了！"他嘟哝着。以后，再遇上我避而不答的问题，他的小记性就发挥作用了，"呵，又是有什么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了！"

    他从不请我外出，当然那样就无须任何花销。他总说，青工穷，每月十八只老洋，养不起老娘，讨不起婆娘。说着说着，他的目光就恍惚起来。然后，又追问我为何不再与他通信，仿佛那是个保留节目，他对此百演不厌。他乐此不疲，引得我发怵，像受到了攻击。

    终于有一日，我被摧毁了，谈到了郑闯，那个与他同龄的已经长眠的男孩。他听着，头一点一点，还疼惜地倒抽着冷气。

    "怎么样？"我有些愤怒，"现在你全明白了，今后可以别再打听了。"

    "不，我还要问，"他固执地拧过脖子，像一根韧性十足的枝蔓，"我还有疑问！"

    "什么？"我说，"你到底想问什么？"

    "有关于我！"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头深深地低下去，"你断掉通信时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怎么会呢！"

    "为什么不会！"他强调说，"回想一下，你那时是否想过要考验我一下？好好想想，你就不会否认！"

    他说罢，抽身就走，逃一般。不容我作任何否认。以后我也一直找不到否认的机会，因为再见我时，他眼中满是瞧自己人的的热忱。

    又隔了些日子，张之道抱来个硕大的收音机，说这礼物送我；照例是带着那种柔软的韧性，不容人推辞。事后听说为了装成这台高级的收音机，他用去了一年半来所有的积蓄。

    我总在思索如何让他收回那昂贵的礼物，他的慷慨是小开式的，让我觉得有味；但他单纯得如一本新书的扉页，油墨飘香，而我，我的那本书已翻出了多少页；这样的交往似乎荒唐可笑。

    我为此彻夜难眠，感到自己又辜负了一个男孩。我甚至在内心隐隐责怪起母亲，是她牵着我手，引入此种尴尬的境地。

    这个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个暂住处。我的小床早已拆除，母亲说，不用搭铺了，反正住不长。母亲那种淡如水的口吻让我吃惊，尽管她没说错，假期有限；但感情难以用错或对来划分，感觉更是如此。我跟母亲合睡一床，各占一头，心里总是凄凉。

    母亲日日早起，制成了成肉、鱼松什么的，一袋一袋封存着。"还要些什么？"她问。

    "无所谓。"我懒懒地说。

    "不是都说那儿荤菜少吗？"

    "嗯！"我说，"还可以。"

    她没作声，手头索索地动作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叹了口气："我不知你究竟想些什么！"

    我受伤般地感到心里绞痛。母亲变生疏了，她仿佛已习惯于远远思念女儿了；我的出现，犹如家中添了个垂头丧气的闲散人员，让她难以真正接纳。

    然而，真的同母亲动刀动枪地顶嘴，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夜晚。母亲问起我在连队的情况，她的提问使我觉得她完全像个陌路人，那种深刻的距离感让我灰心绝望。

    "你怎么没打入党报告呢？"她问。

    "我不够格。"

    "我同事的女儿去了半年就入党了；她们领导答应首批抽调她到工矿。她工作积极，待人从不疙疙瘩瘩的。"她慢慢悠悠地说，"她在那里争气，父母也有个盼头。"

    "可是，我在那里也没有做过不争气的事。"我想到那次破灭的上调机会。陡地感到前途渺茫无望，永远兑现不了母亲的期望。

    "你脾气变古怪了。"她不满地说着，翻转身子，想结束这场谈话。

    我一骨碌坐起，狠狠地说了一通绝情话，我说在外面苦了一年半，回来还受冤气；我说知道家里人嫌弃我，巴不得我早走。我说起这些蠢话居然得心应手，很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越说越激烈，忽然没法收场了；我又怕起来，怕这么无休无止下去，怕自己从此擦不净那个蛮不讲理的形象。

    我恸哭起来，为过去也为未来无穷无尽的压力；为母亲彻底失去她的爱女也为自己失去了母爱，一无所有。后来母亲也绝望地啜泣起来。在这片哭声中，母女从遥远得够不着的地方渐渐接近，但是仍站高一尺之遥，相互辨认着，戒备着，不得松弛。

    翌日清早，我醒得绝早。母亲已忙碌完毕，正在门口同邻居搭话：

    "那里苦，吃杂粮。"母亲说，"想让她多带点去。"

    "就是呀，哪家有知青，哪家大人就倒霉。"

    母亲淡漠地说："那有什么办法！"

    "听说东北六谷粉营养料是不坏的。"

    "哦！"母亲说，"下趟让她带点回来，上海吃不到，也稀奇。听说蒸糕吃还可以。"

    我觉得自己在沦落。我一向以母亲的骄傲自居，然而当我苦苦在外挣扎了一年半之后，却失去了这种资格。那太不公平了2我没大发雷霆，我感觉已无此必要--生活缺少了那根支柱，我就变得平平淡淡，活着等于没活。

    晌午时，我收到钱小曼姗姗来迟的信。她给我带来个震撼人的坏消息：连里的拖拉机房失火，朱庆涛冲入火场，被火烧成重伤，右耳失聪，左眼失明。她在信中表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在末尾处，她提及，区知青办动员她的恋人办病退返城手续，但他拒绝了，既为爱情也为他自己。他说，回沪后就不再会有人懂得你了。

    泪水渗出眼角，那种悲壮的流泪我还是初次。对那个黑苍苍的残废的男人的话已铭刻心间，我生命的疆域也在那寒冷的地方，离开那儿，我一事无成！

    我心平气和地在外面跑了一下午，先是买好了回程的车票；随即又去商店买了墨镜、助听器、拐杖，我想或许他用得着。不知是因为他的不幸还是因为那句由衷的充满隐痛的话，反正我被感动了，那种情感一发即不可收。从此我便在心里视他为兄弟。

    走到家门外，远远瞥见那人情味极浓的深黄色灯光。我忽而感到步履沉重。我走过的是一条何等消磨人的路！推开门，灯光洒了我一头一脸。屋内传来一片欢乐声：

    "总算回来了！"

    "大家等你过生日呢！"

    "寿星，快举杯！"

    原来我才十八岁！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未来，还会有无数新的盼头。我忽然强烈地感恩起来，感激这个数字吉利的年纪。

    我抬起手，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