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儒道死磕
经春秋战国几百年漫天战火后，至秦汉之交，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政治版图的统一要求思想界也不能再一直混乱下去，百家争鸣在外人看起来虽很热闹，但对帝国长治久安却大有害处。当时思想信仰还是著侈品，老百姓并不关心它，真正用它争风吃醋的是王公贵族士人书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推行法家，就是听烦了耳朵根子下这些儒道法墨的各执一词，把你们的书都烧了，看你们还玩什么花样。当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书也是烧不尽的，秦二世而终后，新上来的刘汉王朝又面临着同样的确立帝国思想之本的问题。
诸子百家到了汉初的时候，各派的势力消涨发生了新变化。秦以法家苛刑暴政治天下结果落得万夫所指，所以法家的命数到汉初时就到头了，“势术法”这些概念不能再去争夺对上层建筑的控制，所以“下底传中”，隐于官场哲学的暗处形成了后世的“厚黑学”继续发挥作用。阴阳五行家的中心思想被道家和董仲舒的儒家隔汇贯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派也就消失了。墨家在思想层面虽然很有建树，但它的传承中墨子之后就没再出现象样的大师，学派组织没有维持下来，其学说也就式微了。其它兵家、农家、纵横家等大都偏科严重，无法提纲挈领地统一思想，所以到了汉初也就后继无力。算来算去，有资格继续华山论剑的也就只剩下发端于邹鲁的儒家和始创于楚地后发扬于齐国的黄老学说了。
儒道相争中最初占上风的是道家。黄老学说在理论创造上有个优势，就是发明了“道”这个万物本源又无所不包的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们其它家的人就在那编吧，再编再跳不出我的手掌心。“清静守虚，无为而治”也符合汉初贵族经戎马倥倜后急于安亨富贵的心态，所以黄老学说在汉初的时候一度在宫廷王贵中很有市场和人缘。汉文帝的老婆，汉景帝的妈窦太后就是极倡黄老学说的典型。
我们不是很清楚象窦太后这样一个老太太，喜黄老学说到底多大程度上能了解道家的哲学含义，窃以为窦太后是对黄老的养生术和祭神拜鬼更有兴趣（这也符合中老年女性的通症，庙里拜佛最诚的往往是她们）。不管窦太后对道学懂得多少，她一国太后母仪天下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景帝时有个著名的儒士叫辕固生，他对《诗经》很有研究，因此封为博士。有一天窦太后把辕固生找来问他“《老子》一书你觉得怎么样？”，辕固生有点腐儒的味道，也不懂含蓄，直接对窦太后说“那不过一本寻常人写的书罢了”。窦太后喜黄老是出了名的，闻之大怒，于是交给辕固生一个高尚而坚巨的任务到猪圈里去刺头猪给我看看。让辕固生背背“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他在行，让他去刺猪不是要他的亲命吗。景帝在一旁看到，不忍让辕固生惨死于猪口下，就偷偷给了姓辕的一把利刃，于是这有正史以来第一次人猪大战，以辕固生的一击致猪性命而告收场。前有《庄子》篇的庖丁解牛，今有儒家的辕生刺猪，儒道两家在牲畜屠宰这个行业上居然也能打个平手.
窦太后对儒道相争的干预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年间，而且这时期的争斗已越发血雨腥风起来。
儒家进汉室宫廷的时间要比道家晚。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说虽然流传甚广，但真正被诸侯国接受用于治国的几乎没有（《史记》载，只有魏文侯用了一段儒家学说）。齐国建稷下学宫的时候，由于邻近的缘故，孟子、荀子也常去蹭饭，但稷下学宫的风气主流是借黄帝、姜太公、管子之名流传的道家、兵家、法家，儒家在那里只能打打擦边球。荀子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大儒，但他的两个著名学生李斯和韩非子后来都投入了法家的怀抱。秦始皇东游时，鲁地儒生拍赢政的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结果成就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伟业，儒家与秦朝结了梁子，陈胜吴广起义时，孔子后裔孔甲为报前仇，居然给不识字的农民起义军送去孔家私藏多年的礼器以助一臂之力，结果陈胜兵败，孔甲也莫名其妙的死在军中。至此，儒家虽千辛万苦，但一直也没弄出点象样的名堂。
汉朝建立后，把秦跳过去，追溯周朝为正统，这就要求创建天子之礼，刘邦带着一伙泥腿子出身的莽夫完全不懂仪礼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汉初大儒叔孙通为汉制定了礼制，被刘邦封为太常，这样一些儒生才开始进入汉廷作官。吕后主政时重用的是打天下时的一些勇将，儒生靠边站，汉文帝喜刑名之学，也不太待见儒生，到了景帝时，天子、太后都是黄老的痴迷者，儒家在与道家的争斗中更是落了下风，到了汉武帝时儒家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儒家有当私塾先生的传统，所以在当官辅政之前，先出名的一些儒生往往与教书有关。吕后执政的时期，有个鲁国人叫申培公，因懂《诗经》被楚王刘郢请去给他的儿子刘戊当老师，由于教学太严，刘戊不但不记申培公的好，反而很忌恨他（读书总是很枯燥的，对于纨刳子弟更是如此），后来刘戊继任楚王后就没少给申培公小鞋穿，申培公一气之下就跑回长安去了。申培公有个学生叫王臧，他的运气要一点，他摊上的学生是汉景帝的儿子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汉武帝总算是勤学诗书的好材料，他登基后先后提拔王臧当郎中令，又任命儒生赵绾作御史大夫，连那个被自己的学生赶回来的申培公都封了个太中大夫的官。
儒生们一有了机会就琢磨着怎样把道家从上层建筑上给搬倒，王臧和赵绾合计了一下就想在皇宫内建立儒家明堂来专门推广孔孟之学。这事被窦太后知道了，窦太后很生气，她不能让儒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复辟，于是跳过汉武帝，直接下令把王臧和赵绾送到大牢里考问，后来王、赵二人只得自杀了事。不过经这些人一折腾，儒家的学说终于在宫廷中有了些听众，汉武帝也倾向儒学，开始与窦太后暗自较劲。窦太后是汉武帝的祖母，再长寿也耗不过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她前脚一死，汉武帝的丞相田蚡就宣布罢黜黄老、刑名百家学说，同时把通晓《春秋》的儒生公孙弘从平民一举升为三公，赐平津侯，买彩票中大奖的示范作用是无穷的，一时间天下的学子象风吹草伏般倾向儒学，上有好焉，下必效之，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楼，[风的野望]发表于2007-2-2212:10:12|删贴|加精
真正率领儒家打赢漂亮翻身仗的是董仲舒，有些书上常说汉武帝采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仿佛董仲舒是汉武帝的近臣可左右政局，这是不对的。董仲舒其实与先秦大儒们一样生前并不受君王重视，他更没有国师、宰相这样的头衔，他的名气和在儒家的地位主要来自后世对他的追封。在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走到了道家的前面，率先完成了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融合，顺利完成了从民间思想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可以说从董仲舒开始，儒道在对世俗王权的争夺中就已分出了胜负，后来两千余年间的故事都只是优劣立见的前提下发生的些许插曲而已。
2楼，[风的野望]发表于2007-2-2212:10:52|删贴|加精
董仲舒是河北景县人，生于汉惠帝（汉朝刘邦之后的第二个皇帝）年间。幼年就学通儒家“五经”（《书》《诗》《礼》《易》《春秋》），其中尤其擅长《春秋公羊传》。孔子作《春秋》是微言大义，每一年的事只写十几字，少的甚至一两字，对于文字背后不便记载的内容则通过口传弟子来教授，这样就有了口口相传下来的不同版本的《春秋传》，比较著名的有《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汉武帝时《左传》还鲜为人知，比较流行的是《公羊》《谷梁》二传。董仲舒是赵地传授《公羊》最知名的大儒，另一位在齐鲁讲《公羊传》的是胡勿生，司马迁在《史记》中点评汉初重要的八位儒士时董、胡的名字都在列，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刺猪的辕固生，被学生赶跑的申培公，以及献今文《尚书》的伏生等。
3楼，[风的野望]发表于2007-2-2212:11:30|删贴|加精
董仲舒讲《公羊》讲的很酷，他给自己面前拉个帘子坐在幕后讲，只有资质优秀，品学不错的学生才有资格登堂入室受其亲传，其他那些弟子可能听了几年的课，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无缘得见，在董仲舒这些学生中就包括后来写《史记》的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尚黄老之术，司马迁多少也受乃父的影响，但他著《史记》时显然已全然倾向于儒家，个中缘由可能就是儒家较之其它学说更重视知识的传播。比如前面提到的《春秋》这本书是鲁国的编年史，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相类似的国史，但无人加以讲授，经秦始皇焚书后就都散失了，只有鲁史经儒家数代人口口相传得以保留（还有一部国史被挖墓时发现，就是魏国的《春秋》，又叫《竹书记年》）。
4楼，[风的野望]发表于2007-2-2212:12:24|删贴|加精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不久选召各地贤士入朝服务，董仲舒也跟在这伙人当中来到京城当了博士（顾问一类的官职），不过这时董仲舒还不很起眼，儒士中最受重视的是能迎合帝王说些客套话的公孙弘（后来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