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全由市场说了算。比如做外贸这事儿，有计划经济以前，都是用国家计划好的价格拿到国外的订单，这时国有的外贸企业就有权了，他们就是有大印，只有他们批准，你这企业才能和国外的公司做生意，要不办不了。九十年代初期，一改革，市场自由了，国内的企业可以自由和国外的企业做生意，也就用不到国企的外贸公司了。它们怎么办，只好破产倒闭，就这样大儿子不仅没了单位，而且国家干部的这个“铁饭碗”也丢了。他后来只好自己找工作。

    你知道上世纪末找工作是多么的难，那时大学本科的毕业生都是很难找到工作，这位副处级干部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林业，这在内地又很少，只好凭在日本留学时练就的一门日语，签了有时间限制的合同，做了一家大公司的口语翻译，混了几年，倒是也没少挣钱。再以后又做了私企的高管，混到现在连国家干部的身份也是没了。

    我就插了一句：“要不，要这国家干部的身份做什么，反正我也没有国家职工的身份，也有饭吃啊，现在谁不是凭着自己的能耐吃饭”，这老李两眼一瞪说：“那可是不行，你看他那大学同学，一般的是副处级干部，也有的是厅级和副部级干部，人家吃香喝辣的生活的多自在，还都有权在手”，我就说了：“一辈子了，这么平平淡淡也可以，要是他有权了，就现在种反贪腐的力度，还不知是什么结果呢，难到没有和他一样的更倒霉吗”？老李就回了一句：“也是有的，听他说他有一个在大学不错的好友，十几年前在南方做一个市的市长，大概他的权力大了，上面准备提他副省级领导时，因为负责修全省的高速公路受贿而被抓了起来，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一听就说：“你看，你大儿子做了大官的话也不好说吧，说不定现在可能也在监狱里待着呢”。我这人就是，人家哪壶不开就提人家哪壶，这话说得老李挺不高兴的，他就说：“我的儿子可不是那种人，他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人，就是做了大官也是那样，不会下台的”。这老爷子这么说了，我也没说什么，暗想到，就你那儿子好啊，现在这些做官的，做得很大的如薄熙来、那个周什么，官做得够大了，可是也有牢狱之灾啊。又如那个军队姓徐的，贪污受贿了有好多钱。他们从前也都是不错的人，哪一个不是清清白白，资历很好的人，现在这个社会，这人官做到一定程度，你不贪污可以，但是你想不受贿都很难哪，你那大儿子说不定做了大官会怎么样呢。

    我又问了问他那两个孩子怎样，老李一听又就兴奋起来，对我慢慢道来。

    “这大闺女和二儿子也大学毕业后也随他哥到了内地。闺女大一些二十多年前找了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公务员，后来领导看他日语好就派他出国做外交人员，一直是在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馆，现在做到了一秘，你说这大概也是不小的官了，他的外孙女儿今年也考上了日本的名牌大学，闺女在国内的企业已经退休，现在一家人都在日本了”。

    我听着也是有些羡慕，不过这老李也是有吹的，他的孩子是不错，他也是可以的，在交通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做为一个闯关东的人，能达到这种程度也就可以了。还有小儿子的事儿呢，我连忙提醒他，我一看不用提醒，他又要对我讲讲他的小儿子了。于是我就耐心听下去，他说道：“这小儿子倒也省心，二十几年前大学毕业后在内地找了个工作，大学毕业后当时也能找到工作，他学得是教育学，就是出来做教师的，但是这小子死活不愿意，宁肯到一个企业做工人也不愿意做教师，后来慢慢的竟然做了经理、总经理，听说公司在东北的一个城市扩展他们公司的事业缺领导，就要求到了东北来工作”，我听了一下就问老李：“现在人人都往南方跑，他怎么又跑到东北来了？”老李说：“这有可能受了他哥哥的影响，愿意变换工作单位，换换口味呗”。

    他继续说：“这几个孩子让我最为高兴的是我的大孙子，就是大儿子的孩子读了博士，现在是东北国家税务局的一名小头目，孙子媳妇也是硕士毕业，在做公务员。小儿子的孩子也能考上重点大学，孙女也是上了外国的大学。小儿媳还是个副处级干部，不管怎么样，这些后代们也是争气的，我老了，指望什么呢，什么也不指望，他们好，有前途能为国家做些有用的事儿就行啊”。

    这老头觉悟倒是挺高的。我望着这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老李头，心想，他这一生也是不容易啊！就是养了这样几个子女也算是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儿啊。与老李聊了半天，他走了，他佝偻着整个身躯，慢慢地回家了。我想，这老人能有个愿意和他聊聊往事的也不容易，他已经是残烛要燃尽的晚年，很快就要老去了，我也和他一样慢慢地要老去。但是人家这几个孩子，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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