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附近有一家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家。人就喊他李老师，是市交通局退休的，年龄有七十五六岁了。他几乎是和我父亲一起从关里来到东北的。来到这里就到了养路段做工人，因是有些文化，渐渐就成了养路段的领导，后来又调到市交通局做领导。和我父母是老熟人了，几十年来，两家来往不断。

    这天他闲着无事，上午趁客人不多的时候过来了，一面喝一点儿啤酒，就跟我聊了起来。他有三个孩子，老大和我差不多。第二个是女的，小了六七岁，老三是个男孩，现在也有四十几岁了。老大币我晚了一年中学毕业，曾下乡了两年。后来又招上了工，在养路段做了工人，但是人家就是工作后也没有忘记学习，记得小时候他就痴迷于读书，天天上班时也捧个书本看。他不仅愿意学习，而且工作方面也不错，他在养路段是开手扶拖拉机的，天天开个手扶：“扑通扑通”地跑，这手扶他也入门，又会开又会修，一次我回县里在养路段的院里见他把个手扶大卸几块，零件铺的满地都是，只见他不慌不忙，认真细致地洗换好零件，又把零件重新一个个地安装好，然后发动了机器，只见手扶的发动机轻快地轰鸣起来。我真是佩服他有这样的好手艺，还不仅如此，听他父亲说，他还是养路段的团支部书记，写黑板报、打羽毛球、下象棋、拉二胡、摄影都爱好，真是样样精通，门门在行。在养路段里还是劳模，戴大红花参加了市里的劳模大会，市工会院里的大玻璃框了还有他戴红花的照片。

    这一年，文革后的第一批高考开始了，这小李就积极准备参加，但是那时他们县里有个土政策，就是家庭成分不好就不允许报考。老李家的成分是地主，但是小李的表现也是不错啊，他是团支部书记，市劳动模范。可招生办的人说，这是上面这么规定的，谁也没办法。就这样等到第二年考试又很难，那一年这个县竟然没有考上大学的。到了一九八零年，他才参加了高考，他是工作了五年多之后才考上大学的，这是要带工资上学的。能带工资上大学，在那时也是不多见的。实质上那也是国家最后一年实行的政策，原来是照顾一些极为有经验又有刻苦学习精神的在职考生，所以规定了这种情况，就是参加工作年满五年以上的国家在职职工，若是与其他的考生一起上大学，就可以带原工资上大学。你想一下，一个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又能坚持学习，在单位还能积极工作，并和在校的应届生一起考上大学，这种情况在市里是凤毛麟角的。而且在他的同学中，没有任何一人能考上。这是国家的最后一次执行这种政策，从那以后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因为以后的考生都是年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了，他考上了大学以后，据说是什么“东北林学院”。也带动了他聪明的妹妹和弟弟，几年后他的妹妹也是像他一样也考上了省城的医学院，他的弟弟在近十年后也考上了省城的体育学院，老李家这三个孩子，就是在那个小县城也是极少的，三个孩子都是陆续考上了大专院校，你说有这样的孩子老李可是老鼻子省心了。

    那些日子，老李整天乐呵呵的，有人见了他就故意问，“你家的人怎么都是这么能啊？要么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人家这是变着法在表扬老李哪。

    后来这还不算完，老李的大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居然又被国家选派为日本留学生，又带薪送到了日本留学了。大孩子的这些同学可是高兴坏了，因为都是我们下一届的人，他们也是像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大学生，这次不但有了，还是能出国。于是这帮人又是为他大摆筵席，他们两个班和他们的老师班主任，一起庆贺，还弄了许多的鞭炮放的“噼里啪啦”乱响，这在县里他的名气响极一时，这些可恶的下届同学是大大地在县里炫耀了一把。

    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他们家的消息了。因为老李有个优点，就是从来也不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事情，但是对我是个例外，以后我碰到他的时候就问了他这几个孩子的事情。

    他也是跟我说了说。他的大儿子从日本回来后，很快被领导提拔成了科级、副处级国家干部，但是这小子并不满足现状，他不安心吃国家这碗皇粮，就是主动丢去了铁饭碗，放着副处级干部不做，竟然回了老家下海经商了。这一经商不要紧，从此就栽了，调回去的时候，也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去的，而是经过一位老家的领导关系去的，也该这小子倒霉，这领导竟然在他还没上班之前突然得了肝癌，匆匆只在医院见了一面就去世了，那时大儿子仅三十六岁。这家伙因那领导去世以后，整个单位竟然谁也不了解他，就被分到一个挂靠的外贸企业。那时国家正值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外贸企业纷纷没有事儿做，以前这些外贸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吃计划内和计划外这点差价的，但是都转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后，各种物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