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中国文学能创造高峰，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记者：《第二个太阳》问世以来，评论家们已经发表过文章。现在，可否请您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追求？

    白羽：写这部小说，是我一生的愿望；也可以说，是实现我一生的愿望。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大转折点；在共产主义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有三个伟大的日子，那就是：巴黎公社起义、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们的十月一日，这是一个伟大突变、伟大壮举，从此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为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打开闸门、展开新路。在第一个“十·一”的前夕，我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当时我流出了热泪：新中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用生命筑成的呵！何其芳同志在第一届政协会上找到我，要我为《人民文学》创刊号写稿。我在会议间隙中写了《火光在前》这部中篇。写完之后我并不满足，因为它远没有把创建新中国的深沉内含充分表达出来。我曾想再写两个中篇，连同《火光在前》合并成一个长篇。这中间经过三十多年思考，特别是“文革”的七年禁锢之中，我认识到另外写一个长篇才能完成我的文学创作艺术的使命。

    这个题材太大了，所以很难写好。怎样艺术地表现它，而不是仅仅写出创造十月一日的历史过程——这是我写《第二个太阳》的一大难题。丁玲同志得知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两次对我说：长篇小说，还是写20万字到30万字为好。她给我很大启发：她这么讲，难道只是一个字数问题？不，是精炼问题。所以，在构思的时候，我决定把1927年到1949年的革命史浓缩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因为，我认为文学的任务，不是写战争过程，而是写人，是着力描写创造了我们的十月一日的几代人的心灵、命运、悲欢离合。当然，这样的设计，采取“战壕文学”的写法就不够了，而需要上及中央、下到火线，才能适应历史的深度、题材的阔度！这就注定了要写我军的高级将领。可这也正是我多年想做的艺术尝试，想开拓的艺术领域。我经历过多年的革命战争，熟悉众多的革命将领；而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悲壮的历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写《大海》之后，才着手写《第二个太阳》的必然的艺术联系。

    我用武汉战役展开笔触，不光是因为我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更重要的是，每向武汉接近一步，就引起我内心的激动，因为武汉，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期革命先烈的一大屠场，后来创建的苏区也是在它的外围地区。后来，红军正是从这里走向北方，而现在终于胜利地回来了，这时他们心中会有多少感触啊！写出这时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感情，将展现多么丰富、斑斓的艺术空间呵！所以，我把解放武汉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确立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并且用他们的身世、他们的悲欢离合，连接和折射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

    周总理，虽然只在作品的一首一尾正面出场，但他却如一条红线，贯通全书，关系着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白洁这个人物，既是作品三个主人公秦震、丁真吾和陈文洪的命运和情感的纽带，她的命运，又是我为作品设置的一种悬念。我把她的牺牲一直保持到“十·一”之后，在欢乐达到高峰时，一下落下来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不仅是为了追求“大喜大悲”的审美效果。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创建新中国的死者和生者的内在深情。——事实上，只有如此，才合乎历史本质，在创造新中国这个光辉的日子里，含有多少悲惨的灵魂的颤抖呀！为了表现人的内心的真实，我通过秦震的妻子丁真吾，宣泄了最大的悲哀、沉痛，因为只有母爱才能完成这一艺术使命。请想一想，难道只是一个丁真吾吗？……不，千家万户，千家万户呀！可是在丁真吾濒临绝望之境时，从战火中抢救活下来的小女孩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