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马太效应，它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以上两个不平衡叠加起来，势必意味着更悬殊的贫富反差、更残酷的争夺、更凄厉的哀鸣。

    2000年我如愿来到北京，在大都市生活的虚荣很快让位给痛苦。那是一种被挤压、被吞没的感觉，城市无限扩张，我却日渐感到自身的渺小局促。现在，我对于人群的密集怀有某种抵触。在西方，亦有社会心理学家专门研究生存空间拥挤与人际关系衰竭、人性退化、心理负荷超载的必然联系。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有机会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旁观优雅的上流聚会，也时常在城乡结合部看到底层的迷茫与挣扎。在不同人群的眼神里，流露着无甚差异的饥渴与贪婪。我想，无论哪一种状态，都不是值得去活的人生。

    在农贸市场，看到巨型芹菜像一棵被伐倒的小树，而马铃薯比房地产国企的胃口还大，我不免哀伤。当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尖锐起来，我们居然只能被迫把这些怪物买回家，充作食粮。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资源更加稀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倾轧更加肆无忌惮，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会越发不堪。

    我信奉微小的功德也是功德，而不为这个人**炸的星球添乱，应该也算小功德了。

    必须承认，当我振振有词地大谈为什么“断后”，内心偶有轻微的不安。我赞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观点：和个人生活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完整，在这生死参差的人间谋社会的完整，就得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在主观上，我逃避了自己维系社会新陈代谢的责任—尽管客观上这无关紧要，我所在的国度和星球仍在屡创人口新高。

    当我老了，在社会分工中失去了所有角色，完全成为累赘，想必要靠别人的孙子们的劳作以苟延残喘。我希望以积蓄交换他们的劳作，这样就不至于羞愧。我也考虑收养或资助有需要的孩子，这是我该负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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