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闻楼梯响

    教育者成了食利阶层，而且形成了路径依赖，人家又不是白痴，凭什么要放弃啊。

    关于教育，我们常听到的抱怨无外乎这些：教育投入太少，还远没达到财政预算的4%；大学管理趋于行政化，学术道德溃烂；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师道沦落，教师习惯于收礼甚至挑三拣四的??要我说，这些既不是教育之祸的起因，也不是教育之祸的后果。

    起因是什么？

    在任何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社会，教育都被赋予了很多教化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封建帝王在愚弄臣民的时候担心露怯，会疯狂到焚烧威胁其统治的书简，活埋危险的知识分子，可见他们多么仇视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最初萌芽的反智主义。

    历史推进到大明王朝，它暂时还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全国人口最高时已接近1亿，而读书人的数量，不过百十来万，底层人基本是没有资格读书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受教育一般意味着晋升统治阶层。后来情况稍有变化，就如钱钟书在《围城》里借方鸿渐之口所说：过去的愚民教育是不让人受教育，现在是让人们受某一种教育。

    民国时期，陈炯明、潘光旦、蔡元培、任鸿隽等各界贤达都曾明确反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认为它把全民的公共事业变为一党谋利的私物。教育家蔡元培的话说得很到位：“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

    外国的教化历史没我们悠久，却在实验室里独辟蹊径。众所周知的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不仅研究了狗的哈喇子与铃声的必然联系，还有一项伟大的成就，就是研究洗脑。他向苏共提交了自己的一套科研成果，即如何利用精神病科学领域中的技术，来控制、操纵健康人。

    一个社会，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实验室或牢笼，把需要洗脑的人都关进去。好在足够多的教室还是有的，可以把孩子们关进“某一种教育”里，慢慢地进行brainwashing（洗脑）。

    中国的教育原本积弊已多，在功利主义时代就尤为不堪了。在我们的社会，家长觉得获取知识意味着谋生的技能，教育者觉得传授知识是赚钱的途径，于是，教育产业成为利润可观的生意，这在人类发展史上也算罕有吧，而与此同时，教育仍要像历朝历代一样承担教化功能。前所未有的畸形，必然导致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也曾幻想，既然教育搞得人神共愤，教育改革总会成为必然吧，主管者不可能听不到民众的千呼万唤。

    楼梯响了十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官家大人是不可能主动走下来革新的。教育产业化以后，教育机构和教育者成了食利阶层，而且形成了路径依赖，人家又不是白痴，凭什么要放弃啊。我又从国家意志去思考，假如自己是古代的一位君王，肯定乐得连家长带孩子都把科举制度及其附带的价值体系奉为圭臬，深陷其中，至于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什么公民社会，让乌托邦都歇菜罢。

    又要说起程益中那句绝佳比喻—我们都是喝着狼奶长大的。现在要艰难地排毒，也许这样的艰难会持续一生。狼奶不断变换口味儿，但终究还是狼奶，你忍心让自己的孩子也喝下狼奶，然后痛苦地洗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