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先生是有名望的人物，学贯中西，有国际声望，但其人也怪得可以：效忠皇帝（标志是自己留辫子），纳妾（认定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配四个茶壶）。说他怪，是客气，敢放在数十年前，不知给他戴个什么高帽呢！但是我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道理。古代中国，儒教即为国教，男子要治国、齐家、修身，遵循的标准离不开国教，而国教，首先是忠君。女子，有三从四德约束，其主旨“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根基也在于忠，入《列女传》的绝没有不贞不忠之人。这忠诚，如果依辜先生所言，可上升为信仰和宗教，则我一孔之见，总应该鼓掌的。因为有信仰，总比没有强，至于说到这信仰是否合用，那是后代人的事，评价那个时代的人，不能用这个时代的眼光。眼光是什么呢？最好是鉴：“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忠诚源自信仰，而皇帝，则是这信仰的具体化身。那么问题也许就明朗了，可再具体问道：“忠诚乃至崇拜皇帝，何如？”意见也有两种。一说是生在那个朝代，不忠皇帝，似再无可忠之人，一说是皇帝靠不住，如张中行先生曾愤而有言：“几乎所有的中原逐鹿都是狗咬狗，不管谁胜利，坐上宝座，都是骑在小民头上。”（《再谈帝王历史剧》），一语中的。那么回头再看辜鸿铭，忠君，有违大义，纳妾，有悖男女平等，我们只好说，这老头子！

    拉扯这么多，关于忠诚的结论，是否就有了呢？恕我迟钝，还是难下断语，如果非要表态而不许骑墙，则我要说：忠诚如果建立在信仰上（如对事业），可佩，如果是建立在责任上（如夫妻），是可敬，但如果把皇帝列为忠诚对象，那是可悲外加可怜。这总算没有交白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