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许地山：“他似乎永远不会说‘不’”（4）

    后来，许地山热心于哲学、宗教史的研究，郑振铎则钻研中国文学史。虽然彼此的爱好已有所不同，但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1925年，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撰写长篇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时，论及中国古典戏剧受到印度伊兰文学的影响，需要有关资料，就写信要求郑振铎帮助。郑振铎为他搜集了不少中国古籍上的材料，并为该文作了修订后发表于由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史时，需要牛津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敦煌卷子资料，因该馆不准任何人携带纸笔入内辑录，许地山就入内读熟，然后出来凭记忆记下来，再寄给郑振铎。所以，郑振铎完成《中国俗文学史》的著述，其中也有许地山的一份劳绩。

    郑振铎在上海时，曾为国家抢购和保存了大批善本书。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局势日益恶化。郑振铎担心上海不安全，打算把这批书暂时寄存到香港，几经联系，别人都不敢承担其责。这时，许地山正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主任教授，同时还任中英文化协会主席，郑振铎写信和他联系，他立刻答应。这批三千多部的价值连城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由郑振铎寄到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收下。对许地山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郑振铎一直感激在心。

    郑振铎珍视许地山的友情并对他怀着敬意，1941年8月，许地山因劳累致心脏病突发逝于香港，郑振铎在上海闻讯十分悲痛，抗战胜利后特撰文悼之。1958年6月，新版《许地山选集》付印之际，郑振铎还为该书写了序言，回忆与许地山20多年的深厚友谊，指出：“在一九二0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无疑地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耀眼光辉。我们谈到这个时期的文学时，不能忽略这样一位有天才的作家。”

    师道1935年初，胡适南下接受香港大学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他向校方提议，港大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主任应由中国学者担任，此人应毕业于英国大学，对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诣，在学术界享有权威，而且还应是南方籍贯，谙闽粤方言。校方采纳了这项建议，经胡适介绍，许地山于1935年秋受聘香港大学，主持中国文学教学。

    许地山出任中文系教授后，港大学风剧变，孕育出一股新的学术气象。许地山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待人接物总是抱着一片和蔼与真诚，永远保持热情，因而深得同仁的敬重与青年的爱戴。不少学生因许地山的到来获益良多，著名史学家金应熙在《悼许地山师》一文中追忆：“先生却是最恨敷衍了事的，他对每一课都认真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