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刘半农：“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3）

    1930年4月，英国文化窃贼斯坦因骗得中国外交部的一张旅游护照，准备绕过各中国文物保护组直接从印度进入中国西北进行中亚考察，而且计划和法国探险家哈特组建的“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在中国新疆会师，共同开掘文物。这一试图绕开中方的罪恶的文化劫掠行为，激起了刘半农的愤怒，该年5月和12月他两次上文国民政府，要求阻止斯坦因的非法行径。这次努力没有白费，次年，斯坦因便被中国国民政府驱逐出境。

    至交刘半农出现在周作人的视野里，大约在《新青年》红火的初期。那时陈独秀已把《新青年》移至北京，刘半农也随之从上海赶到了燕京之地。他此前在军队里做过文书，后任上海《中华新报》和《红玫瑰》的记者。因为投稿于《新青年》，遂结识了陈独秀，所以他的北上，和《新青年》很有些关系。查周作人的日记，记载的和刘半农的交往甚多。在周作人1918年的日记中，友人出现最多的是钱玄同，次为陈独秀和刘半农。所谈多为学问之事，如小说研究、儿歌研究等等。周作人曾送刘半农日本诗集等书，刘氏亦借杂书予周作人。

    周作人曾这样描述刘半农：

    “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亲，喜诙谐，老友或戏谑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看刘半农的文章，谈到周作人的地方也很多，并有一种亲情在里面。1921年5月20日，刘氏在伦敦致信周作人，请其为新编《瓦釜集》作序，文中说：

    “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序的一个条件。”

    刘氏还在《记砚兄之称》一文中，谈及了与周作人的友情：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