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不可知的未来，隐隐有割断脐带的痛楚。

    生我养我的土地，在我眼里亲切起来。你们，玉米和高粱在列队为我送行吗？

    下双庙坡前，我回头看了一眼东北方青纱帐掩映的村子——高家村，几乎缩成小点。它东边是我的出生地汤家村，溺爱我的爷爷，孤零零住在偏厦房里，他将在几年后离开人世。汤家村东南的王上村有我干爹一家，我幼年的快乐时光储存在他们温暖的窑洞里，干妈，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是我的庇护。双庙坡正北的绛中村，是我的生命之根——母亲的家。外祖父外祖母长眠地下，大舅二舅分家而过。绛中村西北方向的毕公村和朱家村是两个姨的家。十多年后，小姨子宫大出血离世，大姨头痛而亡，二十多年后，大姨夫被烟头燃着的大火烧死在冷冰冰的床上。

    我的生父此刻正在绛帐镇以西一百公里外的宝鸡，惦念着我的行程，一个月前，他闯进高家村，要求供养我读大学，被母亲拒绝了。“他想摘桃子哩！我能供我娃考上大学，就是吃糠咽菜也能供出来。”

    宝鸡往西，在遥远的西疆某地，我爱慕的姑娘在教室里上课，她已经先我一年考上了医学院。这就是我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前的人生地图。

    北京，香港，只是一个名词在远处闪光。宝岛台湾遥不可及，只知道蒋公死后埋在海底，等着反攻大陆运回来安埋。美国，更是埋在浓雾里。村里人说，从咱们这地里一直挖下去，就能到美国。我知道那是个笑话，意思是谁也去不了的一个地方。

    跟父亲通话，好像坐在自家热炕上，关中平原的风在窗棂外啸聚，母亲眯眼，其实我们说的每个字都听进去了。“我和你妈现在是互相帮助哩。”父亲说：“我挂完吊针，她又病了，也挂上了。”挂吊针似乎是农村人的宗教，医生总是说，那样好得快。

    母亲现在正躺在西安一家医院里等待手术，两个弟弟跑前跑后伺候着。我在等那个电话，我盼望她用复明的眼睛看看这个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世界。

    好日子仿佛手指间漏出去的水，怎么也掬不住。

    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