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摩启功先生的人生智慧

    《收获》去年第六期刊登了一组巴金和曹禺的通信，漫不经心地翻着翻着，突然有了触动，原来我误解了曹禺。谈到生命，曹禺感伤而颓唐，一副认老服输的姿态，而他的文学领路人巴金总是鼓动他写作，不要辜负才华。提及死亡，巴金用的是这样的句子：“看到全集出齐，签了名，亲自送到朋友手里，我就满意了。”“靠药物延续的生命，我不能浪费。唯一的目标是生命开花。”“我还可以拖下去，只希望再拖两三年，写出一本小书。”……所以，我无从知道巴金的遗言，他在死亡面前的态度，他对人生的检讨。巴金是在二○○五年走的，晚年黄袍加身，死后哀荣备至，不幸的是试图说真话的《随想录》被阉割，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无人理睬。更可悲的是，他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度过了生命最后六年。

    不服老，不知死，不畏死。这是中国当代一大文化奇观。愈是有知识的人，愈是会产生一种自我迷恋：相信自己不同凡响，可以逆自然规律而动。他们似乎忘记了神灵、天意，凸显出自己与命运抗衡的特异功能。研读庄子的画家范曾对央视女主持人宣告，他人生的下半场从七十岁开始，他的爱情日日常新。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信心百倍奔赴一百零八岁。九十八岁的季羡林先生离世时，依旧没有遗嘱，他知道前面就是坟地，但似乎很不愿意正视那个地方。“人生在世一百年，天天有些小麻烦。最好办法是不理，只等秋风过耳边。”这其实还属于走夜路唱歌，驱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他儿子季承的新书《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里，有这样明确的表达：“死亡一直是个禁忌。他也没有遗书和遗嘱……父亲对死亡没有准备。”“父亲很少谈身后事。主动谈是没有的。一则，他相信自己身体好，另外，他不愿意谈身后事。”

    他们高寿的夭折耐人寻味，巴金是因为那个春节探望的人太多，造成呼吸道感染以至于一病不起；身披上百个头衔的季羡林老人，也和某些啃名人高手的频繁拜访有关——题字，口述，拍照。

    启功先生也是在二○○五年走的。他早已看穿了死亡的把戏，活得自在，圆满，晚年其实是陪大家玩儿。早在一九七八年风头正健之时，他就自撰《墓志铭》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他说：“这个世界上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有一种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另一种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