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化的情节(1)

    讽刺与感伤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文学还处于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和形式过渡的阶段。30—50年代，**制度日趋巩固，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深入俄国。于是形成俄国古典主义流派，出现了第一批俄国作家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俄国古典主义反映了先进贵族的世界观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它除了遵守古典主义原则得形式方面的规定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为了建立民族文学，俄国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向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汲取题材，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强调爱国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启迪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加深，法国启蒙思潮开始传入俄国，俄国古典主义作家比较注意文学的社会功能，往往采用讽刺体裁来表示他们的社会见解。

    18世纪前半期，俄国最重要的作家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他又是著名的学者，出生在白海边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后来进科学院附设的大学学习，并被派往国外研究自然科学。1741年回国后，他在科学院任职，创办了莫斯科大学。他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又从事语言研究和文学创作，写过颂诗、史诗、悲剧、讽刺诗和散文，翻译过希腊文学作品。

    罗蒙诺索夫在纯洁俄罗斯语言、使文学语言接近口语方面贡献很大，著有《修辞学》、《俄语语法》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等。他认为俄语是一种丰富、灵活、生动有力的语言，同样具有欧洲其他语言的优点。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俄语中夹杂着许多外来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词汇也未经清理。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改革意见。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他把文学体裁划分为高、中、低三种，规定每种体裁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主张避免陈旧的教会斯拉夫词汇和不必要的外来语。这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打下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诗歌。他的诗颂扬英雄的业绩，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咏唱醇酒和爱情，而是培养崇高的爱国精神。这种看法鲜明地体现在他写的颂诗里。《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实际上是一首对祖国和彼得一世的赞歌。诗人把彼得一世奉为榜样，希望女皇伊丽莎白继承父业，开发资源，发展科学，培养人才，使俄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向年轻一代呼吁，相信“俄罗斯的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慧过人的牛顿”。他还以颂诗体裁写过一些雄伟瑰丽的科学诗，解释自然现象。他在同时代诗人特列佳科夫斯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俄国重音诗体的理论《论俄文诗律书》，并在创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诗音调铿锵，庄严雄辩，富有节奏感。

    18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在沙皇庇护下，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诉》中所说，“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而且还不准农奴控告他。”农民运动不断高涨，70年代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地主贵族的统治，是俄国农奴制危机的最初表现。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即位之初，假意接受启蒙思想，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出版杂志，并亲自动笔，其目的是要使文学为她的反动统治服务。但是进步作家诺维科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彻底揭穿了这个“穿裙子的达尔杜弗”，传达了农民的某些呼声。普加乔夫起义前夕，诺维科夫创办《雄蜂》和《画家》两种杂志，揭露了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濒于绝境的悲惨情况。《雄蜂》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针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的。诺维科夫在《雄蜂》上公开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讽刺的主张。他认为讽刺不应是“含笑的”讽刺，而是“咬人的”；不应是抽象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应当对准社会的具体丑恶现象加以无情揭露。他对讽刺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和拉吉舍夫的散文《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发扬了这种重视社会根本问题的讽刺传统。诗人杰尔查文在《费丽察》里，又把讽刺手法运用到颂诗体裁中，将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讽刺宠臣们的荒淫无耻融合在一起。

    杰尼斯·伊凡诺维奇·冯维辛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讽刺文学的代表。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就读，后任外交部翻译，当过显贵者的秘书，游历过西欧许多国家。在早期诗歌里，他尖锐地指责沙皇的**暴虐。他写过各种体裁的讽刺作品，其中以喜剧最为成功。《旅长》嘲笑了贵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轻一代所受外国教育的毒害。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纨绔少年》。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茨养在艘的孤女索菲亚，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终于和贵族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