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医院探望阳翰笙，讲到这件事，他很同情内山夫人的境况，应允向王炳南反映（王这时在友协任职）。之后，得到答复是：大连的国际友人养老院是收留**内的遗属的，内山夫人不在此列。这件事使我愧对内山夫人。因此我觉得自己作为鲁迅的后人，有责任代表曾经受到内山完造先生帮助过的所有革命者、文化人士对他处于困厄之中的未亡人予以报答的。

    恰好，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间，日本学研社与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在日本出版１８卷日文译本《鲁迅全集》的合同，我的继承权虽被剥夺（我将在另文详述此事），他们总可以用这全集版税给内山夫人一些帮助吧。我提出了这一建议，但久久未见答复。再三探询，才听到一种传闻：周海婴是**员、人大代表，是不应当得这笔“巨大”外汇的；又说内山夫人信基督教，心肠很软，凡是有募捐者前来，不用多费口舌，她便会以基督精神，来者不拒，尽其所有去奉献。所以不能捐钱给她，但凡所得，她必保留不住。我于是又设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外汇不必经我手，免得“水过地皮湿”，而是直接付给我国驻日使馆，由使馆方面保管，或存银行，每月支付给内山夫人若干，这样总可以吧？谁知还是不放心，怕我一旦把持不牢，弄得身败名裂，还玷污了父亲的名声。在这种“好意”的说词之下，帮助内山先生未亡人的计划就此化为云烟。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目的无他，是想告慰内山完造先生在天之灵：我已经尽了力了。我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至于内山真野女士，据闻后来住入了日本的养老院。至我执笔写回忆录时，听说她已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