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朱女士表现了慈母般的关爱。有一次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

    当她得知我入迷无线电时，就在信中说：“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表露了她的欣慰之情。当我长到十五六岁时，她就开始直接给我写信，除了让我向母亲转告她要说的话，还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我们母子俩。我体会到，她是把我当做自己的香火承继人一般看待的。

    由于当时物价飞涨，以致母亲寄去的钱，到她手里就要遭受贬值之苦，为此总感生活拮据。但她宁愿受苦，不肯轻率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一次她给我写信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只要交给他父亲的作品，她“逊谢不收”，当然也拒绝给他父亲的任何文章。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只有一次她破了例，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她来信告诉母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她开头仍“辞不敢收”，但是这位秘书长说出一番道理，可把她懵住了。秘书长这样告诉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送钱还有这种命令硬送的，难怪将这位妇道人家降服了，不得不接受。也算是笑话奇谈一例吧。只是委员长此举至今仍令我费解：一方面在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那么“关心”父亲的前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