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并有了我这个儿子，对此周作人夫妇不予承认，并视之为仇敌，这是人所共知的。既如此，他应当把其视作“正宗”的嫂子朱安女士好好供养起来，这才顺乎其理。再说，他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偏要将朱女士的生活推给远在上海的母亲来承担，而母亲虽然拖着我这个病孩，生计极其艰难，有时还得靠朋友的资助，但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这副担子接过来了，直到她病故。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在前文已经叙及。这里，我要补述一些朱安女士与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又得声明：因当时我年纪尚小，关于这方面的事，所知有限，而且直到朱安女士去世，我都未曾见过她。但我从朱女士的书信中看到，她对我们母子的态度与周作人截然不同。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父亲去世，朱女士当月就给建人叔叔写信，要他转告母亲：欢迎我们母子搬去北平与祖母和她同住，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祖母——海婴注 所钟爱，倘肯莅平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安逝者。”并且表示，若母亲接受她的建议，她“当扫径相迎，决不能使你稍有委曲屈 ”，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连我们母子的居处都做了规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
我那年才７岁，当然不可能晓得母亲是如何回复的。而事实是我们没有去。这事母亲后来也不曾谈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