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一切，除了我，婶婶从未向她的女儿、女婿提起过。也许往事太过悲苦，她不愿以此刺儿女的心吧。这样，我成了惟一的“孤证”。婶婶当时是含着眼泪跟我说的，如今我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我有责任将之公诸于众，供史家去研究。

    关于周作人和周建人，这两位兄弟的恩怨纠葛，我已将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

    近期看到一部电视剧，有一场戏表现他们兄弟俩在一个礼堂门口相遇，互相交谈，似乎不存介蒂。我不知道该剧的根据是什么。

    至于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建人叔叔倒与他有过两次晤面。丰一曾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去世。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