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了怀炉，但江南的冬天实在太寒冷，尤其到了“三九”天，室内常常砚台结冰，室外水龙头冻得放不出水来，因此父亲仍难以坚持久坐不动地写作。

    为了保证父亲工作，后来在他的写作室兼卧室的西侧装了火炉。火炉并非昼夜不灭，只是每天傍晚，收集废纸，找寻木柴把它点着。每天晚饭后，父亲习惯总要放松休息一下，这时全家围着熊熊炉火，随意闲谈，倒也甚是有趣。这时我经常提些幼稚的问题，让父亲记在日记里，成为笑谈，如“爸爸能吃（掉）吗？”之类的忤逆话。火炉燃料需用“烟煤”，北方称“红煤”，但因为江南煤价较贵，每年总是熬到１２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生火。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父亲在《日记》中记道：“始装火炉焚火”，２１日又记：“下午买煤一吨，泉廿四。”当时，一石大米大约平均８元上下，这样，一吨煤炭所需费用，相当三石大米，实在是很昂贵了。

    取暖的火炉，记得换过几种。先头用过一种洋式铁炉，有复杂的外形，曲折的烟道。炉身上下，有好几个门，还有储煤的特殊装置，能够自动下落添煤。炉身还有摩托车汽缸外翼形状的散热片，看起来样子很科学，但它却要吃“细粮”——红煤（烟煤），还要每颗如核桃大小，如果不是“细粮”，煤块大小又不合适，往往就要卡壳。如果煤块稍碎，炉膛又被堵死，只要稍不留意，往往就烟消火灭，实在难以伺候，最后还是请它休息。接替它的，是常见的直筒圆形火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