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间谍而被杀，有看客；《药》所描绘的烈士牺牲以后，血被玷污……这是任何一个无论多么理想的社会都无法避免的，因为万众一心，千人一面是永远不可能的，把不可能当作一种可能来追求，是天真的。烈士的血是否白流，是否反而加剧了愚昧，与个别事件和枝节问题无关，与是否被看无关。事实上，烈士的血从来不会真正地白流。仅就它激起了鲁迅的觉悟，至少是其作用之一。对于别人的不觉悟，理性的思想家会认识到民智开发的艰巨性和文化改良的缓慢性；但感性的艺术家、激进主义者却会对愚昧麻木的不觉悟者怒不可遏，恨铁不成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文化偏至论》）。因此，鲁迅对牺牲的无谓、辛亥革命的虎头蛇尾、五四时期文化界的动摇，以及曾寄予厚望的“新”青年的老气横秋，时有过于情绪化的不满，往往流于表面的愤怒和怒斥，而少有余暇从历史文化和社会深层进行冷静而系统的理性解剖，并对之产生“理解的同情”。
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普遍性之认识是深刻的，但对人性潜伏在麻木背后的意义却严重估计不足，甚至成为他终生的盲点。所以他无法理解，国民之麻木是出于一种自我的心理保护和精神平衡的需要──鲁迅则认为这只是天性下贱。另一方面鲁迅受了尼采的超人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最初的自信的思想根源，又是他蔑视“庸众”的原因。但仅仅指出鲁迅对“庸众”的蔑视是一种偏见，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必须理解，正是对人性的这种偏见，使鲁迅无法深入了解“庸众”的麻木之“合理性”与“必要性”，更不知道麻木的平静海面下，并非一片空无。虽然他曾说“地火在燃烧”──但他说的“地火”，是指少数觉悟者，他认为将“在沉默中暴发”的，也是觉悟者。鲁迅对麻木如阿Q者，当然也有“哀其不幸”的“异常的慈悲性”的一面，但这种“慈悲性”的“异常”性，恰恰就是蔑视。因此这种慈悲，并非“理解之后的同情”的真正的大慈大悲。其实，每个人的人性因子都是相似的，这是一切大慈大悲的“理解的同情”的唯一前提。正如上帝给了每个人一副同样的牌，每个人都有五十四张，麻木者不敢正视自己，把五十四张牌的大部分都掩盖了起来，这虽然很“阿Ｑ”，但却是出于无奈。觉醒者并不比麻木的民众多什么，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五十四张牌尽可能亮出来而已。人性中自有蛮性乃至兽性，每个人的五十四张牌中自然不乏此类货色。鲁迅以比对他人更苛刻的解剖精神解剖了自己，却自以为自己太黑暗，他以为别人必没有自己这么黑暗。由于他也不自觉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性本善”的错误预设，于是当他发现自己之“恶”时，就悲哀，就以为麻木之解除只有痛苦而无欢喜。于是当别人攻击他时，他因对他人的人性之卑劣估计不足而沮丧，而愤怒。因此我认为，鲁迅虽然直面了自己的“恶”，但出于一种艺术家式的感伤主义情怀，也由于没有抛弃荒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伦理预设──这或许是传统思想对鲁迅的最大误导──因此不能充分地直面人性之“恶”。因为，如果真正直面了人性之“恶”，就该知道，那不是“恶”，而是人性之常。人性是没有善恶的，对无限丰富而复杂的人性的某一方面的过度放纵和过度压抑，才会使人性之常畸变为人性之恶。“过度”和“失当”，正是鲁迅式激进主义者和一切诗人型艺术家的根本特点，而这是历来的鲁迅研究甚少涉及的：鲁迅是一个典型的热烈艺术家，而非天生的愤怒思想家。鲁迅之成为愤怒的思想家，是被他所处的时代和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思想境界的论敌逼成的。
我认为，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鲁迅本是一个艺术家型的浪漫主义者，而非思想家型的理性主义者，这从他早年之作《摩罗诗力说》里对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等的推崇，就足以得到证明。只是因为他的艺术家式的天真浪漫受挫，才迫使他进入了理性思考。一般意志薄弱的艺术家，受挫之后大抵是颓唐，而鲁迅的意志是艺术家中超常坚韧的，于是他从热烈的艺术家，转变为愤怒的思想斗士，但这毕竟离他的初衷与气质极远。从热烈的艺术家变成愤怒的思想家，已经与鲁迅的性情大异其趣，已经是险恶的时代环境和阴暗的文化背景逼出来的；再苛求鲁迅从愤怒的思想家变成理智的哲学家，甚至变成慈悲的宗教家，就未免过于强人所难和一厢情愿了。这种不顾实际的求全责备，是中国文化传统固有的对完美圣人的心理需求所产生的荒谬逻辑。
四
由于鲁迅是个热烈的艺术家，所以他强调爱与憎，也反对麻木，但他对清醒之价值的认识却是偏颇的，他以为铁屋中人被惊醒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这反证他自己作为一个清醒的艺术家和愤怒的思想家的极度痛苦。然而真正的理智型哲学家，对自己的清醒是会欢欣鼓舞的。作为热烈的艺术家和愤怒的思想家，而非理智的哲学家，鲁迅没有充分认识到清醒（即知）的积极价值。很难想象，一个理智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会对知识的普及和真理的启蒙抱有如此深重的疑虑：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娜拉走后怎样》）“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答有恒先生》）
在对知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上──至少在这一点上──周作人不同于鲁迅。周作人自称“爱智者”，显然比鲁迅更了解知与智的积极价值。两兄弟在这一点上的重大不同，导致人生观的重大分歧，并与最终的决裂不无关系。鲁迅具有尼采式愤怒思想家的酒神精神，所以鲁迅是个以酒浇愁的人，时常痛饮而大醉，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周作人具有爱默生式理智思想家的日神精神，所以周作人酷爱喝茶。周作人对人性的估计比鲁迅更深刻，这部分是由于他内心远比鲁迅更阴暗，也正因此，他对人性的光辉不抱多大希望，更少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他没有因为深刻而更绝望，反而是更超然，更平静。但周作人的致命之处也在此，由于他情感淡漠，内心阴暗，他可以与恩重如山的兄长毅然断交，也可以与父母之邦恩断义绝。在周作人身上，爱智与深情没有得到统一，这使他最终也没能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见解不凡、行为庸常的知行分离者。或许正因为他对人性的阴暗了解更深，所以认定人人一有机会都会放纵自己，因此自己也不妨失足。两兄弟的分别与高下，在这里自然是生死立判。深刻如果仅仅是世故，聪明如果用于为自己的沉沦寻找托辞，那就仅仅于己有利，而于人于社会于文化极有害──周作人正是如此；天真如果不是因为弱小，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对人性的光辉充满希望，那就仅仅于己有损，而于人于社会于文化大有利──鲁迅正是如此。人类的大部分文化遗产，正是由鲁迅式的“天真汉”创造出来的。冷冰冰的智慧与深刻，并不是鲁迅所追求的。鲁迅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并不完全在于他留下了多少完美的作品，而在于他对美好与光明的热烈向往，在于他对黑暗势力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无私忘我的战斗激情。
作为一个热烈的艺术家，鲁迅对自我的关注（虽然这关注以无情解剖的方式来表现）是较多的。大部分艺术家的自我关注，主要是自恋，鲁迅甚少自恋而更多自嘲。但鲁迅对自我之关注，较之理智的哲人更多，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这是鲁迅最终成为思想家而非哲学家的自身气质上的主观原因──当然还有文化传统与时代环境上的客观原因。他的论战文章较多激情，并且激情时而流为意气，正是他艺术家天性的表现。虽然他最后的“不宽恕”被人诟病较多，但如果他言不由衷地高喊“宽容”，就更应该受到责难，因为那样他就失去了一个艺术家最可贵的真诚。正如大部分高喊“宽容”者是虚伪的一样，鲁迅的“不宽恕”，是艺术家气质的更直接表现。哲学家是很少不理解人的，而对理解了的必然能够宽恕。宗教家更以宽恕为旨归，对不理解的也一概宽恕，因为不宽恕就不能促人弃恶从善。耶稣说：“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显然，耶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因为他对人性有充分的认识。鲁迅之所以不宽恕，因为他对自己所受之攻击事先没有料到，他受了惊，这受惊和受伤刺激之深永难愈合，而之所以刺激如此之深，恰是秉性太善以至心理准备过于不足的铁证。鲁迅之所以对他无限同情的阿Q也愤怒多于宽恕，也是因为他对阿Q的同情，是蔑视而隔膜的怜悯，而非感同身受的“理解的同情”。所以我认为，鲁迅的八字真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能改成“哀其不幸，恕其不争”，就可能得到更多的认同者。这样一来，鲁迅就更受欢迎了，更完美了，更像一个中国式“圣人”了。但请不要误以为这是我的意见，因为如果这样一改，这位“哀而且恕”的好好先生就不是鲁迅了。“哀而且怒”的斗士，才是真正的鲁迅，才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才是无可替代的鲁迅，才是不可或缺的鲁迅，才是伟大的鲁迅。中国传统弊端的顽固性，正需要鲁迅这一剂猛药来以毒攻毒──虽然从哲学立场上来看，也许鲁迅的道路并非正道。对此鲁迅也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因此他才说“愿我的文章速朽”（《野草》）。如果被鲁迅批判的中国文化中的弊端确实被鲁迅的消毒剂消除了，那么鲁迅确实可以不再重要。但是看来这过于乐观，所以，鲁迅是永远的鲁迅，不朽的鲁迅。
五
因此，我不同意有的论者以为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谓孔子语）的人，这句话用在理智的思想家孔子身上是合适的，用在热烈的艺术家鲁迅身上并不恰当。我觉得还不如说鲁迅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恰当──这使鲁迅与他所批评的“做戏的堂·吉诃德”正好相反，鲁迅正是一个真诚的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微力，要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决一死战，如同一个挡车的螳螂。比如，青年鲁迅不论是想疗救国民身体还是欲疗救国民灵魂，都是那么自信而毅然决然，毫无踌躇。当钱玄同请他为《新青年》写稿时，鲁迅的自信也是明显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呐喊〉自序》）鲁迅说这话，是自信他若参与必有反应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鲁迅获得了喝彩和攻击。但鲁迅对喝彩是有预料和自信的，对攻击及其攻击手段的卑劣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于是他在“呐喊”之后终于“彷徨”了。他的彷徨，主要是对自己从事思想启蒙的意义的疑虑，这其实是一切文化激进主义者都有的大苦恼。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苦恼无妨说是天真甚至幼稚。当鲁迅自以为他的思想启蒙毫无意义时，当鲁迅因对自己的工作之价值不明显而失望，而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时，他错了。他的启蒙至今有价值，他的作品确是不朽的。
文明的进步，国民性之改造正是一个长期而且有反复的过程。当鲁迅的后继者因为鲁迅所抨击的文化弊病和民族劣根性大多至今犹存，而对现实表现出过度甚至失当的愤慨时，他们的心理中同样有与鲁迅相似的激进主义成分。这使鲁迅的后继者往往具有与鲁迅相似的、激进主义者大多难免的绝望，由于他们的意志没有鲁迅强悍，这种绝望压倒了他们，于是他们甚至会放弃鲁迅式的社会批判和国民性改造，而洁身自好地逃避现实。
虽然鲁迅是个艺术家型的热烈斗士，但他依然是世纪初的激进主义思潮中最冷静的战士（比他更冷静的人放弃了战斗），因而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忽然想到·十》）但从对历史进程更深入的把握来看，鲁迅还是难免时有急躁。事实上，仅有一个鲁迅确实是无法完成对历史长达五千年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的，古老中国的新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鲁迅式斗士，甚至需要比鲁迅更冷静更清醒地深知“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伪自由书〉后记》），而又决不放弃战斗的战士。我相信，当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时，他自己是有点急躁的，他出于救国保种的热切，心情可以理解；但他对历史进步的进化论式的略嫌简单化的直线性思想，则是当代的鲁迅后继者和未来的文化战士、社会批判者，要尽可能避免的。
1996年7月15日－8月26日————————————————（摘自张远山《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IS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