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风吹草低见牛羊，（斛律金）月落山深哭杜鹃。（李群玉）

    鲁迅研究方兴未艾，读了不少当代青年学者的有关论著，我奇怪地发现，尤为论者津津乐道的，是所谓的“鲁迅的不宽容”，不仅时有微词，并且不时地直斥其非，使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那个“苍蝇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著名比喻，仿佛时代又回到了“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和〈语丝〉的始终》）。然而正如鲁迅所说：“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与苍蝇》）。

    然而我并非不平于高喊“宽容”的人们独独抓住鲁迅这一“缺点”不肯宽容。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不宽容”恰恰是鲁迅对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的最独特贡献。如果鲁迅是个奉行传统恕道的人，那么鲁迅就与那些饱读诗书的冬烘没有多少两样；“不宽容”正是鲁迅最独特的思想精髓和前无古人的文化品格，鲁迅正是以此傲立于文化巨人之列。否定鲁迅的“不宽容”，就是对鲁迅的根本否定，在此前提下对鲁迅的任何其他思想与品格加以肯定，若非不得要领，就是别有用心。

    一

    鲁迅幼年（十三四岁以前）家境较好，使他对世道人心的想象偏于美好，所以现实对他的打击总是令他意外，由于意外就格外孤愤，表现也就难免激烈。在性情平和的犬儒主义者看来，甚至有时是“反应过度”。然而，一辈子“反应过度”不仅不能说明鲁迅心胸狭窄、心理阴暗和睚眦必报，反而证明鲁迅天性淳厚、光明磊落，屡经惨痛教训而始终把人想象得太好，或至少愿意先把人想象得较好。由于这种想象始终与实际经验相差太远，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刺激，于是“反应过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妨先假设有三种人，第一种天性凉薄，对人阴毒猜忌，把人尽往坏处想，那么一旦证实所料不差就不会震惊，他还会相当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之明。第二种人天性虽淳，但牛性不重，很容易在事实面前学乖，吃了几次亏以后，他就懂得了世故，服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这种人年轻时可能把人想得太好，上当后也时常“反应过度”；然而一旦屡经惨痛教训，对人也就有了相当戒心（此即世俗所谓“成熟”），此后他也会像第一种人那样常常“料到”他人的算计，即便受人算计也不再感到意外，同时不再“反应过度”，但由于天性老实，心情还是沮丧的。第三种人天性极淳厚，“老实到像火腿”（鲁迅论王国维语），永远信任别人，永远把他人往善良处想，上再多的当都永远不会吸取教训，反而会激起他的牛性来：我就不信世上会没有一个好人！这种人终其一生，每次上当吃亏遭到攻击，他都会感到震惊和意外，于是愤怒就格外强烈，于是终其一生学不会世故，同时终其一生像未谙世事的年轻人那样对这类事情做出激烈反应，而且不时地会“反应过度”。

    鲁迅正是最后一种人，他自然是“蔑弃古训”（《北京通信》）的，而“防人之心不可无”恰是古训的镇山之宝。因此从他早年家道中落所遭亲属和乡人鄙弃开始，一直到他晚年遭同一营垒中“战友”的“背后一刀”，他虽自认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两地书》），即对普遍人性的判断太不堪，实际上却自始至终对具体的论敌乃至朋友的卑劣与自私、蛮性和兽性严重估计不足，因此永远对他人的攻击和践踏公理感到震惊和意外。其实他每受到一次惨痛的现实教训，他的思想的每次进一步“黑暗”化，都远远没有达到人性阴暗的边界。即便他对人性之黑暗的认识已足够充分，但他不愿对受过现代知识洗礼的论敌和同一营垒的战友进行蓄意的防范。因此一旦期望落空，愤怒就格外强烈。

    “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阿Ｑ正传〉的成因》）“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杂感》）因此，无论谁标榜传统的中庸，提倡公允和费厄泼赖，劝鲁迅“带住”，都会成为鲁迅式激进主义者的敌人，包括他所有的老朋友（比如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蔡元培），无论谁表现出某种半途而废的软弱和动摇，都无法逃脱他的抨击。

    所谓“反应过度”，恰是激进主义者的普遍特征。鲁迅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及其顽固性，因此他不愿意下一代再遭其腐蚀，他的反对读经甚至主张不读一切古书，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深恶痛绝，并奢望在他这一代人手里就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理的表现。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惜以“眉间尺”式的态度与敌人同归于尽。鲁迅在《野草·死火》中的一段话最能鲜明地体现他的这种激进主义和牺牲思想：“有大石车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这里，“来得及看见”传统文化的覆灭是鲁迅最大的奢望。鲁迅深怕“来不及”及身而见传统文化灭亡以及唯恐其在“二十多岁的老先生”身上借尸还魂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而《过客》中的独行者以必死的决心毅然向坟场走去，也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根本思想。那坟场，正是鲁迅心目中传统旧文化的埋葬之所。

    “路上有深坑，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随感录·四十九》）“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杂感》）可见鲁迅那“二六时中没有已时”的不宽容，正是基于博大的爱：爱国，爱民族，爱人类，爱下一代──所以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迫不及待地喊出了“救救孩子”。

    二

    鲁迅那“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纪念刘和珍君》）的自供，更是他对人性之恶估计不足的铁证，因为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在“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之后，为何终其一生对遭到的攻击和伤害表示震惊与意外。他自以为自己是个比他人更多“恶意”的人：“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是我的真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我一个人也行。”（《写在〈坟〉后面》）以鲁迅的光明磊落，竟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人天共厌的恶魔。这种自我厌弃，只能说明鲁迅具有极其情绪化的诗人型艺术家的精神洁癖。

    理智型的哲人也会自我解剖，但态度要比诗人型艺术家平静得多，犹如进行一项科学研究，他会因为对自我的解剖而知道人皆如此，每个人都有“恶”的全部因子。但有精神洁癖的诗人型艺术家却会对自己内心闪出的“恶念”深恶痛绝，夸张为“世人皆善我独恶”。因此当他人以明显的恶意向艺术家施以攻击时，艺术家就会对攻击者施以激烈的报复。因为当艺术家认定“世人皆善我独恶”时，不美好的仅仅是自己，而“世人皆善”的世界则是美好的，这给了他莫大的宽慰。而攻击者的恶意，破坏了艺术家对“世人皆善”的想象。他人的恶意，使世界有可能从想象中的“我独恶”，走向事实上的“众皆恶”。而导致这一危险的，正是攻击者的无法视而不见的明显的恶，因此愤怒的艺术家攻击心目中的恶人时总是不留余地，常常具有除恶务尽的彻底性，因为只有除掉恶人的恶，世界才会干净。每次交锋结束后，鲁迅依然对任何一个新对手、新朋友寄予绝对的信任。因为天性是难以改变的，终其一生，鲁迅一如既往地信任他人，上当上不怕；终其一生，鲁迅一如既往地尊重论敌，明知对手可能卑劣，也先把你当高尚者看待。也正是因此，鲁迅对同一营垒的人显得“不近情理”地苛刻。这是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典型反应方式。鲁迅说自己“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这正是艺术家人格的自白。试想，一个斯宾诺莎式的理智哲人，他的处世态度和世界观是不会受这些外在遭遇的干扰而轻易动摇的。然而另一方面，鲁迅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刻薄不近人情，他对恩将仇报的周作人以及诸多论敌，还是相当地仁慈，并没有遗嘱中所说的“一个也不宽恕”那样决绝──这是典型的艺术家的情绪化表达，充分证明了鲁迅要做出刻意为“恶”的姿态。正如鲁迅反对以暴易暴一样，事实上他不是一个能够硬起心肠以“恶”抗恶的人。在他身上，恰恰体现出一种“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幸福〉译者附记》）

    事先永不防范，而事后不遗余力儆其效尤，正是鲁迅的独特“恕道”──传统的恕道是在后的：先防范，被伤害后无力反击，于是不得不“宽恕”。而鲁迅的恕道是在先的：先不防范，被伤害后就“不宽恕”了。很明显，传统的事后恕道，大多是弱者的虚假标榜；有能力反击却真正宽恕的人，少得几近于无。而鲁迅的事先恕道却是货真价实的，是真正的大恕；当然也由于他是强者，事先不防范，是因为有真正的实力和自信。那种事先用自私自利的不信任逼得人人自危，弄到不可收拾才来抹稀泥，卖弄其事不关己的“宽容”，正是鲁迅毕生视为死敌的传统毒素。“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杂感》)鲁迅的愤怒，是对“更强者”的愤怒；鲁迅的“不宽恕”，同样是对“更强者”和恃强凌弱者的“不宽恕”。对“更强者”的愤怒和不宽恕，正是为了替更弱者打抱不平，是鲁迅身上的眉间尺式的豪侠精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竟不断有更弱者仅仅因为鲁迅对“更强者”的不宽恕，而对鲁迅“愤怒”了。更弱者竟然来为“更强者”抱不平了！鲁迅能不吃惊吗？鲁迅能不这样想吗：这真是咄咄怪事，诚不知人间何世！然而答案却简单得出奇，说出来竟要让人失笑：更弱者替更强者打抱不平，是对更强者的献媚，以便得到更强者的保护，甚至接纳自己加入更强者集团，去欺凌其他的更弱者。

    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智者鲁迅会想不到吗？当然不是。那么鲁迅为什么好像永远不知世事呢？是因为仁者鲁迅不愿“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在鲁迅身上，仁慈的成分压倒了智慧的成分。因此，仁者鲁迅大概也不会想到，以中庸来裁判鲁迅，“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事情，至今还在上演。恰如鲁迅所说:“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并非闲话(二)》）因而也就难免有些“醉眼中的朦胧”，其研究和议论之失其准星，也就可想而知。

    世界史上少有鲁迅式坦然自承的“不宽容”者，这正是鲁迅最独特的伟大人格所在，也正是鲁迅最了不起的地方。倘有人认为鲁迅什么都不错，唯有这一点值得惋惜，那么这人就是背信弃义者的同伙，他对鲁迅的任何“肯定”都有点假惺惺。

    鲁迅虽然自称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我还不能“带住”》），但他的反复自称“思想太黑暗”，正如他对《鬼谷子》作者的评价：鬼谷先生传授给苏秦、张仪的那些诡计，“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补白》）这正可以用来反坐鲁迅自己。比如，鲁迅就决想不到他死后已经一甲子，“将来的青年”对他的攻击，所泼的污水并不比他当年的论敌为少，即此就可以证明，他的“青年必胜于老年”是多么天真烂漫。

    三

    由于鲁迅对人性之恶严重估计不足，他对社会对人性之纯洁的预想一再被现实所粉碎，所以一、他扬言要“报复”，而他的报复仅仅停留于知识分子式的“口诛笔伐”；二、他再也不能平静，虽然他一再说要“沉静下去”，独自过活，再不管世事，但事实上直到他生命终止，他都没有放弃对世界的无限关爱。他的“恨”，是恨铁不成钢之“恨”。三、清醒对他来说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知识的快乐主要是智性的，而情感型艺术家更主要的精神立足点，却是感性。鲁迅的艺术家天性，使他对看与被看过于敏感，他刻意地要让看客们无戏可看，这使他拒绝表演。但拒绝表演而又不得不有所动作，包括“装点些欢容”之类，都使他的“姿态”常常有点不自然。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拒绝表演也可能被人误解为一种特殊的表演。这正是情感型艺术家很难避免的心理重负。立足于理性的人，走自己的路，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看客，以及看客怎么看。比如说，“幻灯事件”里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