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的产物。如今，信息开放，至少就文学界来看可以这么说，有关名作家的生平资料，不论正面反面，都能见得到，透明度很大，“神化”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我们不必神经过敏，看到人家赞美鲁迅，就说是“神化”，更不应把“神化”当作咒语，当作棍棒，打击乃至阻挡别人对鲁迅的赞美。一个学者对杰出人物发自内心的赞美，哪怕是过度的赞美，都构不成“神化”，至多只是偏爱，只是“美化”。用“神化”来扣，这顶帽子就太大了，相应地，学者的头颅却又太小了。“挨骂”与“倒霉”

    因果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争论了几个世纪仍没有争清楚，但是，到了我们一些人士的笔下，这个问题却变得异常的简单。几个挨过鲁迅骂的人物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他们便由此得出结论：因为挨了鲁迅的骂，这些人物才倒了霉。凭想当然，就可在“挨骂”和“倒霉”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如果哲人亚里士多德再世，肯定会惊得目瞪口呆。事情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吗？在这里，我们无须讲太多的道理，只须摆明几个事实。

    挨过鲁迅骂的人不少，其中在“文革期间”炙手可热的人物张春桥，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一文里嘲讽的对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损及一根毫毛，“文革”中一直是权力集团最核心的人物。相反，深得鲁迅厚爱，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被整得落花流水。可见，挨鲁迅的骂，还是得鲁迅的赞，与后来是否受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四人帮”并非因为一个人有了罪名，才要迫害他，而是要迫害他，才去搜罗他的罪名。罪名当然多多益善，有现成的“文字”可以利用，就更为方便。在此情形下，鲁迅的片言只语被他们用作整人的工具，一点不奇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想要的罪名，实在不行，还可以凭空捏造。有没有鲁迅的文字，并不重要。只要想一想共和国主席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工贼、内奸”，还有什么罪名怕找不到呢？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因为他们要害人，才去利用鲁迅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鲁迅的文字，才去害人。把鲁迅的文字视为一些人物受迫害的原因，于情不符，于理也不合，我很怀疑某些人士是否具备正常的思维能力。

    死后文字被利用，这是贤哲文士都难逃脱的命运。古今如此，中外皆然。除非一个人不要写作，除非一个人只写一些很快就被遗忘的破烂文字，要不然，任何人都无法保证死后文字不被利用。鲁迅生前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忧虑。但死者终究左右不了活人，我们也没有理由把活人的罪责算到死者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