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逐渐恢复而已。我曾遇到一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作为激进学生在法庭上当面质疑过胡适的老教授，谈起胡适，他认真地说，现在他对胡的否定只占他对胡总体看法的百分之一二。这类话，是否应该引起我们后辈的反思？

    其实，胡适与鲁迅一个居于中心，一个自守边缘，只是一种事实描述，并不带有何种偏见，更无微言大义存焉。金克木先生《说“边”》一文里，对“边”有过相当精彩的辨析，他指出：“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心”，也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政治风云变幻，政权交迭，民族危机严重时，处于真正的社会中心地位的还是从边缘知识分子中转化成的政治家与军事领袖。余英时先生把胡适定位在“中心”，前面也是有限定词的，从时间上说限定于“二十世纪”，从空间上看，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当然处于“中心”比在“边”上热闹，影响的面广，也是事实。要不然那时的人怎么不说“我的朋友周树人”而要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呢。但居于边缘，其存在方式更显个人性，从某种角度看，以个人方式存在的人，注重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这未必是说，以群体方式存在者未有自由意识，而是说，在自由的获取上，精神的追寻中辄有差异。但个体存在者往往会走在群体认同的价值的前面或者小道上去，因此，其人、其思想既可能让理解者以为是大智、至善(如胡风、萧军、萧红之于鲁迅)，而又可能在不知者、不理解者那里变成另类或变态的典型(如苏雪林之于鲁迅)，并且从超越的观点看，两者又很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割，共存一体的。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由于特殊的原因，鲁迅也跃入“中心”，但我总觉得，就总体而言，鲁迅还是处在“边缘”更合适一些。孙郁先生从鲁迅思想里读出的后现代的解构的意味，显然是想与胡适的现代性作对比的，果真如此的话，鲁迅更应该居于边缘——先锋从来都不在中心，从来不掌握“话语霸权”。面对鲁迅与胡适的复杂性，孙郁先生的有些认识，也是矛盾的，容易让人误解的，比如他写道，在反**的意义上讲，“鲁迅的选择，是当下的，现在时的，为人生的。而胡适则是前瞻的，超时空的，为社会的。”(第302页)在这里的“当下”、“现在时”与“前瞻”、“超时空”尽管有所限定，但显然不仅与上述的后现代与现代性的说法相抵牾，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

    顺这一思路往下想，进一步的误解，可能是从边缘的角度观照胡适，他显然是个非“民间”的异己分子。“民间”这个词近来在知识界颇为流行，但似乎尚无共识性结论。我理解，“民间”主要还是就知识分子的立场、取向而言的。它包括地位选择和关怀方式及其对象。我不赞成“民间”的泛化，但让“民间”纯而又纯，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像鲁迅这样自守边缘者铁定属于“民间”，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像胡适以及与鲁迅势难两立的梁实秋算不算“民间”的，怕是会有争议。我觉得，他们是“民间”的另一种类型。从地位上看，梁实秋一生未曾出仕，而胡适作了“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的时间很短暂，且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再以关怀方式以及对象来衡量，胡、梁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专权都是不满的，特别是胡适，他的批判精神、批判锋芒直指国民党政权，他提倡的民主，人权，以及“充分世界化”，算不算是一种“民间”的关怀？品评历史人物，是后人的权力，但所谓高低评判，更多地可能还是源自一种现实判断。我们判断历史不可能彻底排除现实的印迹，可是，主观上尽力排除与理直气壮地用现实标准衡量历史毕竟是两种境界。事实上，现实判断可能会给重建过去的史实带来的困难在当今的语境下远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长期形成的一个尺度、一种标准并没有真正发生变化，相反它又掺杂了很多不可理喻的因子。我觉得孙郁先生已经遇到了这样的困境。他说过：“鲁迅与胡适的深切矛盾，缘于两种文化的分野。梳理这一复杂的存在使我感到困难。我毫不掩饰对两者的欣赏，甚至喜爱，正像尼采与托尔斯泰，你能说谁更可爱呢？在毕加索与列宾之间，梵高与达·芬奇之间，是不能用一种尺度来说三道四的。”(第301页)我相信，写这本书时，孙郁先生最难处理的不是鲁迅，而是在鲁迅背景中，怎样为胡适画像。因为读这本书的人，大概也不是想看作者如何去理解与描述鲁迅，而是要看胡适在另一个伟人的光环中，会呈现怎样的色彩。品评历史人物，不应该用一种标准衡量一切。(《鲁迅与胡适》，孙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