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晤，两人犹如多年不见的老友，十分热情。冯雪峰向**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他特别详细地向**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冯雪峰告诉**，鲁迅对于**的了解并不比哪个日本人多。他说，鲁迅看了**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听后，不禁开怀大笑。他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名句，确有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气概。

    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冯雪峰对当年谈话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在昏暗的灯光下，**靠床坐着，一边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雪峰谈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此时，冯雪峰又向**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干什么？谁主张的？”**问。“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冯雪峰解释说。“这些人，”**微微摇头，接下去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的意见，**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在这段时间里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与冯雪峰谈了很多，显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此时，**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以冯雪峰为媒介，**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作家李辉写道：

    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