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终生不曾见到过鲁迅，鲁迅也终生不曾见到过**。在这种互未谋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与人格景仰。另外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冯雪峰为**与鲁迅的相知起了搭桥的作用。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逝世25周年的日子，也是冯雪峰逝世25周年的日子，将鲁迅与冯雪峰的交往以及**与鲁迅心灵的相通告诉读者，是对其最好的纪念。因柔石的引见而与鲁迅相识

    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当时正迷恋于文学，陶醉于“湖畔”，结果未去广州。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员惨遭杀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不少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正是此时，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之后，受党安排，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此时，在上海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他对一些革命者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1928年，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他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鲁迅自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的朋友、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他们的初次见面话不多。冯雪峰对这第一次会面是这样记载的：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我记得，柔石把我带去后，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鲁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辞了。但是，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刚才我把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出来了。”一次鲁迅请雪峰坐下后，便愉快地这样告诉他。“我已把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译出来了。”又一次鲁迅高兴地说。在谈起自己译了什么文章或看了什么书后，往往还紧接着说：“实在受益匪浅！”于是两人就谈开来，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

    为了谈话和求教的方便，雪峰也搬到了景云里11号甲，与鲁迅作了邻居。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也写了“感谢雪峰君”。

    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也在这样愉快的合作中加深了。仅1929年的《鲁迅日记》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两三点钟。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许广平把这种谈话比喻为“韧的比赛”。她回忆说：

    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的目的达到了。

    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陈望道当时就明白地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于是，**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本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第一个向**全面介绍鲁迅的人

    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用巧计甩脱，幸免于难。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