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到了现在，这个男人只记得那个女人对他说过一回：“我就住在太平桥。”
他慢慢地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这时候空中有了光亮，仿佛天在升上去，地在沉下去，四周的一切看得清楚了。不过当初忘了问她太平桥在哪儿。想到这儿他爬起来披上衣服，东翻西找从床底下抻出一本地图，掸去上面的尘土。横的竖的斜的弧形的街道密密麻麻，像对着太阳看一片叶子时看到的那些精致的网脉，不同型号的铅字疏密无序又像天上诸多的星座。找不到太平桥。
夜里作了好多梦。夜夜如此。一个梦醒了又是一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都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梦，可是记不住。自己作的自己又记不住，天一亮就全忘了，光记得都很有意思，都很精彩。
有两个孩子在窗根下说话，一个总是说：“哟——，真叫多哟！”
另一个老说真长：“哎呀，真——长。”这声音随着安静的湿漉漉的黎明一同流进屋里，又干净又响亮，搅起回声流得到处都是。
他又拿起地图小心翼翼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太平桥这么个地方。有那么半支烟的工夫，这个男人认真地怀疑那个女人是否也是一个梦。为了这个愚蠢的怀疑，他叼着另外半支烟开始穿衣服，顺便在身上掐了一把，被掐的地方确实很疼。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很久以前了，在一个朋友家。这朋友叫天奇。天奇的妻子叫晓堃，晓堃刚好是那个女人的朋友。只一间小屋，似乎是说只有这一个世界，夫妻俩各占一角和自己的朋友倾心交谈——一边是“阿波罗登月以及到底有没有飞碟”，一边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叽哩咕噜嗡嗡嘤嘤，中间隔了三米飘忽不定的浩翰宇宙，谈话声在那儿交织起来使空气和烟雾轻轻震动，使人形失去立体感。在两边的话题碰巧都暂停的时候，发现这屋里还有一座落地式自鸣钟，坦荡而镇静地记录着一段过程。这时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一眼，既熟悉又陌生。叽哩咕噜嗡嗡嘤嘤空气和烟雾又动荡起来，淹没了钟声。“既然我们可以到月亮上去，更高级的智能为什么不会到我们这儿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们来干吗？”女人们还是说孩子：“要是让一个生命来了，你就得对这生命负责。”
“你也是一个生命，你也来了，谁对你负责？”……那是在他们的朋友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
第二次见面竟是在差不多十四年以后，在法院的大门口；他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在大门里的某个地方办理离婚手续。太阳又升起来，照着门旁的卫兵和灰色高墙上的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正在变红，不久以后将变成黑褐色然后在这一年里消失。他比她来得晚。
“是您？您还记得我吗？”男人问。
女人把他看了好一会：“喔哟，有十好几年了吧？”笑一笑伸出手来。
“可不是吗，十四年了。”男人说，“他们在里头吧？”
“进去好一阵子了。”
“情绪怎么样，他们俩？”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看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您指什么？”
“他们俩，怎么会闹到这一步？”
“怎么您不知道？您是他们家的常客呀！”女人说。
“我这几年去得少了。总有事，也说不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最近又写什么呢？我看过您的小说。”
“是吗？”男人笑笑，退步到墙边的阴影里，太阳一直晃得他睁不开眼睛。“我也正在想我写的都是什么。”
女人也走到阴影里，两个人在法院对面的大墙下并排站着。爬山虎在风中轻轻抖动，整座墙都在动。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有挺长一段好天气，鸟儿飞得又高又舒缓，老人和孩子的说话声又轻又真切。
“前些年他们倒总是吵，”男人说，“吵起来凶得一个要把一个吃了，恨不能吞了。”
“是吗？可真想象不出来。”
“我也不说谁更凶，半斤对八两。”
“嗯，我想是。我想准是旗鼓相当。”
“这几年好像不了，咹？好像不怎么吵了，是不是？”
“这两年他们可简直是相敬如宾。”
“是吗？这么严重？”男人说，“这我还不知道。”
女人很快地仰起头看了男人一眼，头一回看得这么认真，这么不平静。
“要是这样就没什么可奇怪了。这就快完了。”
“已经完了，”女人说，“没办法了。”
大门里，也许是在白色的走廊上，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一只钟，不动声色地走个不停。大墙下的阴影渐渐窄了。
“您得等他们出来吗？”男人问。
“得等。晓堃得有人陪她一段时候。您不吗？”
“不。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事也没什么办法就是了。天奇最不愿意在他倒霉的时候有人特意来陪他。”
“男子汉，是吗？”女人说，语气不大客气。
他惊讶地扭转脸看她：“不，我没这么说。”目光磕磕绊绊地下移，停在她胸前的扣子上。“不过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可能有的人更习惯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喝酒。”
“真多，哟——，真多哟！”
“真长，是吧？真——长。”
原来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妹俩蹲在窗根下数蚂蚁。两个孩子和一幕蚁群迁徒的壮观场面：千万只蚂蚁一只挨一只横着铺开纵着排开，一支浩荡的队伍弯弯曲曲绵绵延延不见头尾，每只都抱了一份口粮或一只白色的蚁卵，匆忙赶路。
孩子问一个过路人：“它们在干吗呀？”
“大概是搬家。”
“干吗搬家呀？”
“也许是去旅游。”
“上哪儿去呢？”
“无所谓。说不定就是出去逛逛。”
“逛逛呀？”
两个孩子正正经经地想了一会，想蚂蚁出去逛逛的事，也想起自己出去逛过的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几乎是同时来到这世上，之后在某一个早晨，父母打发他们到院子里去玩，在那个令人惊讶的窗根下，世界变得更真实更具体了，更美妙也更神秘。
孩子的父亲有一回说起这两个孩子：“本来没想这么早要他们。”这句话其实不能成立，如果晚要的话就不再是他们了，是另外的两个，或者一个，也没准是三个。年轻的父亲说：“其实是一次失误。”
“失误？”“以为是那种药，结果不是，是治感冒的。”这一失误不要紧，看起来是上帝的事，结果呢，就有两个灵魂在那儿认认真真地数蚂蚁了。不过数来数去还是20，“27、28、29、20……”
“嘿，你们俩怎么没去幼儿园？”
“今天是礼拜日！”
“给我说个歌谣，听见没有？说个歌谣。”
孩子不说，又强调了一遍礼拜日，语气神态都极虔诚，生怕这不是礼拜日。阴蒙蒙的天，湿润的空气中有煤烟味，萌动着淡淡的绿色。
男人又把地图册翻过两遍了，毫无结果。他站在屋子中央反复回忆着女人在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绝没有记错：是太平桥。背后的玻璃窗越来越亮，地上有了他模糊的影子。四壁间回旋着一连串空幻的噼啪声，是他把手指关节扳得响。
淡淡的绿色之中，有斑斑块块忧郁的鹅黄；当他离开家的时候，连翘花正在开放。那时节细雨霏霏，行人寥寥。什么时候杨树备下了新鲜的枝条，现在弯曲着描在天上，挂一串串杨花，飘飘摇摇如雨中的铃铛。单薄的连翘花，想必有一点苦味。在冬天里，在以往的日子，譬如寂寞的黄昏，譬如夜里北风刮得门窗突突作响，那时你干什么呢？它们却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天和你相见，在礼拜日的早晨，在路上。
两个人第三次见面是偶然碰上的，在夜行火车里。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回相同的地方去。火车在夜里经过许多大站小站，一些人下去，又一些人上来。夜很长，路也很长。人都稀里糊涂地睡，用大衣把自己蒙起来，也是因为冷，也是因为人睡着了样子都挺俗气，像傻瓜，像可怜虫。等到车厢里的灯光唰地灭了，窗外现出远山和田野上的雾。人们推开大衣，找白天的感觉，尽快使自己懂得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两个人醒了的时候互相发现了对方，原来一直面对面坐着，原来夜里还都听见过对方的梦呓。
“怎么会是您？”几乎同时说。
又几乎同时问：“到哪儿去？”
回家。都是回家。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女人说起过她就住在太平桥，说得漫不经意，眼神恍惚还像在梦里。随后两个人又说起他们的朋友。
“这一宿睡得好吗？”男人问。
“那天，您刚走，”女人说，忽然瑟缩着望了望窗外。那儿，一团团淡紫色的阳光正在雾气中洇开。
男人不由得也朝女人望过的地方望去。
“那天您刚离开，他们俩就出来了。”女人说，回过头来，“哦，我睡得挺好，作了一宿梦。”她见男人望得那么专注，倒不知外头究竟有什么了。
“没什么。野外的早晨快给忘光了。”他也回过头来，望着她，如同望着那片雾。“那天，我是怕我碰上那种场面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您聪明。”
“我伯那种时候有别人在场，是不是好。”
“您干吗不也提醒我一下？”女人说。
“到底好不好我吃不准。谁也不知道谁是怎么回事。照我想天奇顶多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几天闷酒，可他失踪了。”
“失踪了？您说什么，天奇失踪了？！”
“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
“那天之后我见过他一回，后来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怎么会呢，”女人说，“别人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有好久了。就好像忽然间没了。”
车厢里还很安静，有嘁嘁嚓嚓的低语声和火车的行驶声混合在一起。某一处行李架上吊着一只玩具帆船，和窗外的雾气一个颜色一样朦胧。
“晓堃说，其实他们俩有一年多谁也不跟谁说话了。”
“她是怎么说的？为什么？”男人问。
“是天奇先有什么话都不跟她说的，她怎么知道为什么？”
“是吗？她这么说？”男人无可奈何地笑笑。
“他怎么说？天奇这家伙是怎么说？”
“这么问，咱们俩也快打起来了。”男人笑笑，这一回笑得挺宽厚，又说：“咱们俩要是吵起来，最后也是弄不清是谁先吵的。”
女人笑起来，突然停住又突然大声笑起来，终于醒了，又漂亮又有生气。在她背后不远的地方，那只玩具帆船有节奏地荡，像一只钟摆。
然后她觉得自己太放纵了。
“晓堃告诉我，”她说，“天快黑的时候屋里还没有点灯，她常乘天奇不注意半天半天地偷着看他，不是在看，是在读，读不懂他。”
“天奇也一样，真想把她读懂。”
“可她读了这么多年，还是没读懂。”
“天奇也是一样。”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看着田野村庄和太阳都在亮起来。
“刚才您说什么？作了一宿梦，您？”
“我要么整宿整宿失眠，要么睡着了就整宿整宿作梦。”
男人眼睛一亮：“怎么您也这样？”仿佛他一直期待的就是这个，却又不期而至。
“您也是吗？”
“嚄，简直！”
“是——吗！”女人含笑甩一下头发。
“我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不，是之一，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所有我作的那些千载难逢的好梦全都记不住。”他想了一下，看见女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吹个牛吧，要能记住哪怕十分之一，我的小说就会写得比现在强一百倍。”
女人笑得又倾心又着迷：“我的梦倒是全都能记住，您先听我说，可我一点儿都不懂我怎么会作那样的梦，稀奇古怪简直不着边际。”
“说一个行吗？”
“譬如，我梦见自己长了条尾巴，上面全是鱼鳞。”
“还有呢？”
“我浑身**的冷得发抖，到处不见一个人。”
“嗯。然后呢？”
“记不清了。好像是……不行，实在是忘了。”
男人把一支烟捏来捏去，想这个梦，把烟放在鼻子下闻，把烟捏软了从中抽出烟梗。这期间女人做着自己的事，但注意力都在他那儿。
“这样不行。”男人说。
女人立刻停下手里的事。
“光说这么一点儿不行。”他把那支烟点着，透过烟雾看了她一会：“有一种释梦的方法，您知道吗？”
女人坐在太阳里。还有她背后那只帆船，也被太阳染成金黄，安安静静，飘飘荡荡。
有个养鸟的老人坐在一块大树根上。树早不知道被运到哪儿去了，说不定已经被做成了什么。鸟笼子挂在离他一箭之遥的几棵小树上，这样他觉得跟他那些鸟更近了，每一只的叫声都意味着什么就更清楚了。
女人对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说：“那么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呢？”她把“有”字说得又长又重。
女儿背对母亲站在阳台上，不停地踢脚下的水泥栏杆。
“我想，”母亲又说，“总还有些事是有意思的。总会有些事你觉得有意思吧？”
女儿仍不回答，低头瞧瞧自己的鞋尖儿，不踢了。
“譬如，你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再譬如说，你想没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呢？”
女儿做了个不耐烦的表示，又开始踢栏杆。
“哪能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呢？你刚这么小，你才十四岁……”
女儿转身走进屋里去，经过厨房时把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然后是嘭的一声门响。
夜晚漫长得失去节奏。楼下，松墙围起来的空地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雪人。屋子里静悄悄的，自来水管不时轰隆轰隆响一阵。
听不见女儿在干吗，女儿仿佛不在家。女人站在阳台上，站到月亮升高了，她使劲裹了裹身上的衣服。雪人正在消融。
过厅里的水仙花悄悄开放。六片白色的小花瓣，不引人注目。
她推开女儿的房门。一束桔黄色的灯光里，女儿懒洋洋地倒在床上看小说，四周都暗。桌上摊开一大堆作业。“你怎么才回来？”
女儿问她，没有抬头。一瞬间，她也觉得自己刚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风尘仆仆。
她定了定神：“我记得从你一懂事我就跟你说，而且一直是这么说，我们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母女。”
女儿放下小说坐起来，开始踢桌子腿，很抱歉地对着母亲打了个哈欠，低下头，不停地踢着桌子腿。
“无论你想什么，”母亲说，“你都可以跟我说。”
“不管是什么，你都可以说，”母亲说。
“怎么想都没关系。我们首先是朋友。以前你不是有什么都跟我说吗？”
“我没想什么。我就是觉得没意思。”
“什么？什么没意思？”
“什么都没意思。”
“像我这样呢？像妈妈这样每天都能治好很多人的病，救活很多人呢？有意思吗？”
女儿摇摇头。
“也没意思？”
“不是，我是说我也不知道。”女儿又是那么抱歉地看着母亲。
这时候只要母亲多露出一点伤心的样子，女儿就会改口，但那就更不是真的。
水仙花的幽香一阵阵流进屋里，若有若无。
男人说：“您总算还记住了您长过一条尾巴，可我，所有的梦都记不住。”
“您别笑，”他又说，“为了回忆起那些梦，您不知道我白白浪费了多少个白天。”
“想起来多少？”她问，兴趣很浓的样子。
“总在快要想起来的时候，忽一下又全没了。”
“既然您说的那种释梦的方法，可以把忘记的事引导出来，您干吗不自己试试？”
“自己跟自己？”
“那怎么不行？行吗？”女人的目光里抱着相反的期望。
“就是说，自己想跟自己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吗？好主意。自己跟自己胡说八道一通，同时自己听自己胡说八道一通，然后一本正经地去吃喝拉撒睡，井井有条。您这主意好。这一下就太平无事了。您信不信？要能这样，世界上就保险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他每说一句，她就笑得更厉害一点。
“也许您行。”男人又说，“喂，这么坐着可真他妈冷。”
天空光秃秃的，展开在树梢上。树枝细密如烟，鸟儿寥寥落落地叫。
“天奇还没有回来？”
“无影无踪。”
不知在什么地方，或许有一个年轻的樵夫，远远的有清脆的劈裂声传来。细听，又像没有。
“其实这方法本身倒是挺不错，不必非释什么梦不可。”女人说，然后突然被自己的想法震动了，变得生气勃勃：“要真能那样可真不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都行。”
“自己跟自己？”
“当然不是。互相，人和人互相，想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
“就按您说的那个释梦的方法，百分之百怎么想就怎么说。”女人惊愕地看着男人，仿佛想了一下遥远的往事。“啊？您说是不是？是不是挺棒的？“
“是挺不错，倒是挺不错的。”男人故作镇静。他讨厌故作镇静，在这个意义上他羡慕女人。
“真太棒了，”女人说，“嘿！其实我觉得那真太棒了！”
“不过你也许没明白，我说的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男人站起来使劲跺脚，“喔哟，咱们遛遛吧，脚都冻麻了。”
方砖小路，干冷、空净。老麻雀瑟缩着时起时落，熬着冬天。
轻轻的劈裂声，很远。
“我当然明白。真的，我确实觉得那太够意思了。我明白你说的百分之百。”
“连自己挺糟糕的念头也能说。”
“就是就是，连那些丑恶的想法也可以说。”
“连那些有失尊严的事。”男人说。
“甚至一闪念的罪恶心理。可惜我一会儿还有事。”她捏着手表算了一下，又抬起头。“嚄，那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百分之百的。”
“甚至胡说八道都行。”
“对对对，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都行，只要想。”
“其实人需要有这样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机会。”“太需要了。”“真是，是。”“老那么戒备森严的……”“老那么仪表端庄的受不了。”“就是，太受不了。”
“等于自找苦吃而且……”“其实没必要。”“而且，对了，根本没必要。”“况且活得就够不容易的了。”“还得提心吊胆小心谨慎，他妈的要是那样还不如……”“不行，我的时间快到了。”“我是说，要是那样还不如谁也不认识谁。”“对了，那样倒还好受，说不定。”
“要不就什么都可以说，不必在乎。”“什么都行，完全随便，再说……”“谁也不用担心说得不合适。”“再说人和人太需要这样了。”
“太需要了。”“其实非常需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挺棒的。”
“是挺棒的。”
“其实是挺棒的。”
“甚至包括心里一些阴暗的东西，都可以说。”“都可以。”
“连他妈的一些绝对算不上高尚的想法。”“都可以，全都可以。”“连一些他妈的……嚄，我今天脏话真多。”“这挺好，真的，骂得又真诚又坦率。”“是吗？”“当然，人有时候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毫无顾忌。”“谁也不怕谁看不起，因为谁也不会看不起谁。”“欧！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正要这么说呢。”
“一套一套的礼貌让人发晕。”“没错儿没错儿，晕过去，而且不是心理的简直是生理的。”“生理的，直接恶心你的肠胃。”“唉——，我真得走了，下午还得上班，还有一个手术得做。”
黑色的树干成群地默立，徒然高举着密密匝匝的枝条。老麻雀出没其间。还有冻硬的土路，在林间蜿蜒，挂一层往日的苔藓。果真有一位樵夫的话，必是一位年轻的樵夫，清脆的劈裂声响在苍白的天空里。
“天奇会上哪儿去呢？”她问。
“不知道。”
“没再问问别人？”
“没人知道，”男人说，“谁也不知道。就像写小说。”
“像写小说？”
“上帝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找。”
“找什么？”
“问得真妙。问题就是，不知道上帝把什么给藏起来了。谁也不知道。”
或者是一位号手。果真是一位号手的话，肯定是位年幼的号手，手艺极不精到，躲在哪一片灌木丛里不知疲倦地吹着，把清脆的劈裂声吹给空旷的冬天。
在冬天的末尾，鹿成群结队北上，千里迢迢日夜兼程。在北极圈附近，它们要涉过冰河赶往夏栖地。太阳的角度变了一下，它们感觉到了。冰河已经解冻，巨大的透明的冰块在蓝色的激流中漂浮旋转、翻滚、撞击，野性的呼喊震撼着冻土，沿着荒莽的地平线一直推广到远方的黑色的针叶林，在那儿激起回声。鹿群惊呆了。继而嘶鸣。听不见。全是浪声，浮冰的碰撞声和爆裂声。
十四岁的女孩子，心嘭嘭跳，为那些可爱的鹿们担心。“不能等冰化完了吗？”她心里说。
不能等了。鹿群镇定下来，一头接一头跳入冰河，在河那边，有整整一个夏天的好梦。它们游泳的姿态健美而善良，又心焦又认命。巨浪和浮冰不怜悯任何一点点疏忽，连偶然的意外也不饶过。
过道的门响，妈妈回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在这条河上，都有些美丽的尸体漂散在白冰碧浪之间。有些已经年老，有些正年轻，有些尚在童年。美丽的河上，自古以来就渴望这些美丽的灵魂……
妈妈回来了，再说也不想再看，她关上电视机。
“今天是礼拜日，想看就看吧。”妈妈在厨房里说。
女孩子已经走到街上。
她在街上整整逛了一个下午：吃了十二根冰棍；踢遍了路边所有的邮筒；替一个老太太买上了电影票，老太太挤不到人堆里去够不着售票窗口；买了一份报纸看，看完忘记丢在了哪儿；然后在马路牙子上走，至少走了有两站地才掉下来；最后来到一片空场上看别人驯鸟，那鸟叫蜡嘴雀，飞起来可以一连叼住主人抛上半空的三颗骨头球，她跟在人家屁股后头问人家那鸟要多少钱才卖，人家顾不上理她，因为她年纪太小。驯鸟的人走了，围观的人群也都散了，她还在空场上坐着不想回家。
这时候，那个老人向她走来。老人把鸟笼子挂在远处的几棵小树上，走来找他那块大树根，看见这小姑娘正坐在上面。
细雨无声，且无边际。男人一路走一路打听，问了多少人都说不知道太平桥在哪儿。“太平桥？不知道。”把他上下打量一番摇摇头走开。
灰色的天底下几条灰色的小街。他站在街口，还没拿定主意怎么走，已经听见路面上响起一个人孤独的脚步声，才知道是自己的。细雨无声，无边无际。
河水流过城市的时候变得污浊，解冻的一刻尤为丑陋。但春天的太阳在哪儿都是一样，暖和而又缥缈。
“你那些梦，怎么样，想起一点儿来没有？”
“没有。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记性坏透了。我甚至有这样的时候，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一个人，东打听西打听，等到了地方却一点儿也想不起为什么要来了，只好又回去。”
女人吃惊地看着他，然后又看着那条河。
“写起小说来也常这样。兴致勃勃地写，兴致勃勃兴致勃勃，忽然间，假如意识真像一条河流的话，这时候准是遇到一片沙漠，全被吸干了，既想不起为什么兴致勃勃，也想不起为什么不兴致勃勃。想一个下午也想不起来。”
“可还写。”女人说，带着同情。
“可还写，”男人说得漠然，“像是上了贼船。”
正在消融的冰雪像一团团陈年的棉絮，在河上缓缓浮游。清新而凛冽的空气中，或者是太阳里，一缕风琴声重复着一首儿童的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男人正要说什么，被女人打断了。
“唉——，都这样。”女人说。
“什么都这样？”他问。
“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还干。”
“好像是，为了，晚上，”他一步一步推想着说，“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得能觉得，觉得自己还是干了点儿什么的。就这么回事。”
“干了点儿什么呢？”
男人点上一支烟。风琴声无比宁静。这附近应当有一所小学校。应当有一个梳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在练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男人要说什么又被女人打断了。
“那天我们抢救一个病人，”女人说，“在抢救之前我们就知道，即使救活了他也肯定是个白痴了，甚至又傻又瘫。”
“活了？”
“活了。”
“怎么样？”
“跟我们抢救之前知道的一样。”
“混蛋你们。”
“可在医学上，这是个出色的抢救。”
“说不定正有人把他写成论文呢吧？”他说。
“这样将来的抢救才可能更好，不傻也不瘫。”
男人抽着烟不说话。
女人说：“你不能不说，这是个站得住的理由。”
她又说：“只要你不再往下想。只要你不再想那个被救活了的人。只要你不想，一个人，即便不瘫不傻又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对我们上次说的事感兴趣？”男人终于说，说得很快很突然。
“什么？哦，当然。”
“我想你没准儿已经觉得没劲了吧？”
“没有。”
“可是看样子你兴趣不大似的。”
“没有没有，我还怕你觉得没劲了呢。”
“你还觉得那样很棒吗？”。
“没有。哦，不不，很棒，还觉得很棒，我是说我没有兴趣不大似的。”
“你好像在想别的。”
“噢——，我在听这琴呢，”她说，声音很轻，伸起一个指头指一下，阳光里的琴声仿佛都集中到她这个指头上。
无缘无故地相信那是一个梳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在练琴。礼拜日，孩子们都回家了，她独自走进教室，在这之前她梳洗过了，现在坐在琴前，按动琴键，满室阳光，一排排小桌椅如同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其实不对，我知道了！”她嚯地转过身来看着他，“不是得能够觉得自己还是干了点儿什么的，不是，不是这么回事。”
“咹？说呀！”
她又想了一下。“是得能够觉得，自己是还干了点儿什么的人。差一个字懂吗？“
半晌，男人张着嘴，让烟自己一点点儿冒出来。两个人一块看着那烟一点点儿冒出来，飘散。然后男人说：“懂。只差一个字，可意思差得多了。”
“是吧？”女人说，像是解开了一道题那样有点轻松。
“这样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男人说。
“这样早晨起来一出门你就能结出一层硬壳把你罩住，防着有人看不起你。”男人说。
“如果你觉得有人看不起你……”“如果有人看不起你，你就想一下，我是还干了点儿什么的人。”“对对，就这么回事。”“如果再有人看不起你，你就再想一下，他还不知道我他妈的是作家呢，或者是他妈的别的什么呢。”“就是就是，就是这么回事。”
“你就瞅机会让他知道知道。”女人连连点头，笑着。“可是他妈的人家先让你知道了，人家是干了两点儿什么的人。”女人笑得厉害。
“得，你就下决心跟傻瓜似的没日没夜地干吧，干两点儿干一百点儿让他妈的谁也别瞧不起咱们。”“最后连自己是什么全忘了。”
“不不，没忘，是干了一百点儿什么的人。”“一百点儿什么呀？”
“对了，就是这个，他妈的老闹不清楚。”
“唉——，硬壳。”
“盔甲。”
“我是用假面具这个词儿。”
“嗯——！这词儿好。假面具。这词儿好。”
“因为你还得能随时换一套。”
“嗯——！有时你得装得像是满腹经纶不动声色，有时候，又得装得豁达大度虚怀若谷。”
“或者是信心百倍毫不含糊。”“或者是稳重，他妈的我得深沉点儿显得有分量。”“还有乐观，虽然一会儿你没准儿想自杀。”
“还有幽默，不过幽默是没法儿装的，一装就像傻瓜。”“还有坚强，还有和蔼。”“假面具，这词儿真他妈用得棒！”“装得浑身酸疼，晚上往被窝里一钻盼着天别亮。”“你还得装得就像根本没装。”
“装得像是根本不会装。”“装得像是最讨厌装的人。”
“那……咱们俩呢？”
“咱们俩要是不装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真他妈对。”
琴声。一阵快板之后又是慢板，缓缓如伴流云。河里，云在走，水也在走。有几个孩子，来到教室外面的窗根下，心想这是什么歌呢？他们一个驮一个，轮流扒着窗户往教室里看。女教师闭上眼睛弹，沉醉在自己的琴声里。孩子们想，明天就要学这支歌了，明天……
“好多年以前，晓堃就说，得找一个把所有假面具全都摘下来的地方。”
“那时天奇也是这么说。”
“全摘下来，休息休息，得有一个能彻底休息休息的地方，那时她说。”
“那时天奇也是这么想的。在那儿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用不着防备。”
“用不着维护尊严。”
“主要是用不着维护。”
“维护可太累了。”
“因为在那儿压根儿没有丢人这么个概念。”
“嚄，那可太棒了。不过可不是在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
“当然不是。嫦娥其实是被罚到广寒宫去的。”
“可是据说，他人即是自己的地狱。”
“可你别忘了，在哪儿碰到地狱，在哪儿才可能找回天堂。”
“广寒，唉——，这名字。”
“‘阿波罗’带去了人的标志，金子铸成的一个标志，上面是一对赤身**的男女。”
“那时晓堃说，连男女之间那种**的相见都是为了这个，为了彻底的自由，彻底的理解。”
“至少，你觉得男女之间那种事很美，主要是因为这个。”
女教师弹琴，一直弹到月亮升起来。几个孩子趴在月光里，听得入迷。树影轻摇，弄不清这琴声来自哪里。
女人说：“欧，我又记起一点儿我的梦来了。”
男人在夜色里看着她。
“我走出森林，”她说，“走下山，走下山然后走出森林……”
第二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学那支歌。女教师弹着琴唱一句，孩子们跟着琴声唱一句。唱的是五月，到河边去，看紫罗兰开放。
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衣，让我们在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我们是多么愿意，重见到紫罗兰……
十四岁的女孩子和那个养鸟的老人认识了。一老一少坐在那块大树根上，谈得挺投机。她问老人，他的鸟叫什么名字。老人说，是画眉。
“您有蜡嘴雀吗？”
“没有。你有？”
“我也没有。我看见有一个人有，蜡嘴雀飞起来，那个人就把三个骨头球儿扔上天去，蜡嘴雀就这么在半空里哒哒哒把三个骨头球儿全叼住，飞回来吐在那个人手上。您干吗不养蜡嘴雀呀？”
“我喜欢画眉，”老人说，觉得这孩子眼熟。
“我问那个人那只蜡嘴雀要多少钱才卖，那个人没听见。”
“人家不会卖。”
“再说我也买不起呀。我就是问问。蜡嘴雀可真不错。再说我也没钱。”
“你要是想买本正经书什么的，你妈大概多少钱都给。”
“唉！您怎么知道的？”女孩子惊奇地看着老人。老人笑笑，觉得她这神气可真熟悉。
“我妈是个老朽。”她开始用脚后跟磕那树根。
“我呢？”老人说。
“我看您还行。我妈是个老朽，连我给同学写封信都不行。”
“给男同学写还是给女同学写呀？”
“男同学，怎么了？！我们光是谈学习上的事。您不信？”
“我干吗不信呀？我信。”
礼拜日，母亲一个人呆在家里，不知道女儿上哪儿去了。她打扫了一下女儿的房间，又找到女儿的书包看了看女儿的功课。夏天来临了，一只小蜘蛛在纱窗上飞快地爬。她弹了一下纱窗，小蜘蛛立刻拉起一条长丝滑下去，不见了。然后飞来一只蝴蝶。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蝴蝶。在山里，在山脚下开满野花的坡地上，在沼泽，在河的源头，在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地方，也有蝴蝶。
也有小蜘蛛。
两头幼狼蹲在草丛里，热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有一种使命感。
男人还在四处打听太平桥，差不多从城东走到了城西，从早晨走到了中午。
“这没什么，依我看这没什么，”老人对女孩子说。她从那块树根上跳下来，一会又坐上去。
“我十岁时就喜欢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老人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们可光是谈学习上的事，”女孩子说。
“把一块石片扔进‘房子’，双腿叉，单腿跳，把石片踢进所有的‘房间’不能压线。对不对？”
“我可不是光玩。您爱看小说吗？”
“年轻的时候爱。”
“作家可真了不起，一会儿让你整天都高兴，一会儿让你整天都……唉，说不出来的那么一股滋味儿。”
“我们那时候都十岁——我，和那个小姑娘。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什么歌？您唱一个，我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下面呢？”
老人想了一会，说：“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好些年不唱了。”老人又想了一会，说：“这么着吧，回头我好好想想，想起来告诉你。”
“这歌挺好听。”她说。
“噫——，得你们这样的唱才好听呢。”老人看着她，终于明白她像谁了。“那大概是在过一个什么节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这么一唱，那些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得意地“嘿嘿”笑，看着老人。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外地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岁。晚会完了大伙儿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光。小女孩们把她拥在中间，轻声秘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女孩子又从那块大树根上跳下来，站在老人对面，目光跟着老人的手势动，想象着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转来的。小不点儿说，哟哟哟——，你又知道。有个叫小不点儿的。虎子说，废话，是不是？小不点儿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儿。虎子说五号。小不点儿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儿说，反正不是五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儿说，打什么赌你说。他让和尚说。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儿又说，哟哟哟——五号哇？和尚说五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他问虎子。虎子说，反正是在桥东。小女孩有几个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这边又要打架了呢。”
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
“没有，”老人说。他在想，那支歌再往下是怎么唱的呢？他在心里把前面的又唱了一遍，可再往下还是记不起来。
“我喜欢虎子，”女孩子说。
“是吗？”
“我不喜欢小不点儿。”
老人看着她，觉得她们长得太像了，说不定世界是在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件事。
“不过……”女孩子想了想，“没准儿我也能喜欢小不点儿。我也不知道。”然后她问老人：“她们家是住在桥东吗？”
“是。”
“是桥东一拐弯儿的油盐店旁边吗？”
“是。哎哟，时候可不早了。”
“是五号吗？”
“记不清了。我得回去了，家里还有几只鸟呢。”太阳还没有落尽，月亮已经出来了。
“明天您还来吗？”
“我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是个老朽了。”
“不过我看您还行。”
男人和女人频繁相见的时候，远方的鹿群早已来到夏栖地。它们贪婪地吃着青草和嫩枝，一心一意准备着强壮的体魄，夜里也在咀嚼。与此同时，可爱的幼狼也在盼望着长大，不断嗅着暖风里飘来的诱人的气息。
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星球还是太大了。在这个椭圆的球面上，每时每到都发生着数不尽的似乎是绝不相同的事情。虽然对宇宙来说这个星球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季节，城市时而在烈日里喧嚣，时而在暴雨里淹没。
暴雨倾泄的时候两个人站在城郊的山岗上，站在两顶雨伞下，周围只有雨没有别的。只有雨声，只有被雨激起的泥土味草木味，没有别的。只有两个人站在雨里，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那样可能吗？你觉得两个人无话不说，这可能吗？”
“我觉得那样确实挺好的。”
“我没说不好。可你觉得这可能吗？”
“你觉得不可能？”
“大点儿声，你说什么？！”雨声很大。
“我说！你觉得不可能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照理说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怎么啦？！”雨声很大，雷声也很响。
“照理说！我想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是呀，照理——说。”
“不对吗？”
“我不是说不对。对。可实际上呢？”
“我说的就是实际上。实际上能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能，我不知道你。”紧密的雨点打在伞上像是敲鼓，很响。“我说我觉得我能！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觉得能不能！”
“我没问题，我一直希望人和人能这样。”
“我也是。”风声，或者是漫山遍野草木的欢呼声。“我也是！一直觉得那样非常难得！”
“光说好听的高尚的光明的，那很容易。”
“那还叫什么无话不谈呀？那没劲。”
“那样的话到哪儿说去都行。”
“大声点儿！我没听见！”
“我说！要说那种话到哪儿去说都行！”
雨声，雷声，山下的水声，大极了。
“就是，到哪儿去说不行啊？何必非……”
“人这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候倒像个囚犯。”
“什么？！”
“我说人活一辈子！倒是像个囚犯的时候多，不能乱说乱动。”
“就是。我说你说得对！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像个囚犯，这个世界处处得小心！”
“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像囚犯。”
“又都像看守。”
“嚄，说得太对了！不过看守更是囚犯，看守更得随时小心着，更没有自由。”
“欧！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是不是？”
“是。所以好多年以前晓堃说，人干吗非要爱情不可？就是为了找一块自由之地。”
“那时候，天奇也这么说。”
“在那儿谁也不是囚犯，谁也不是看守。”
“彻底自由，互相又彻底理解。”
“不对不对，是因为互相彻底理解，才彻底自由。”
“是是，天奇也是这个意思。”
“唉——，为什么不能那样呢？”
“为什么不能？龟孙王八蛋的，我说能！”
“嘿，我能不能也骂一句人？”
“你说什么？！”
“我说！我也想像你那样痛痛快快骂一句！”
“什么你说？！”
“咳呀——！”
雨又紧起来。雨大一阵小一阵，两个人等这一阵过去。
“说吧。你刚才要说什么？”
“没什么。”
“不对！你想说就应该说！”
“我说，我也想骂一句人，行吗？”
“当然可以。”
“有时候真想也像你们男人那样使劲骂一句。”
“骂吧，我听着。这太棒了，冲着全世界骂。”
女人笑着。
“骂呀！”
“可骂啦？非常非常难听的？”
“非常非常响亮的。我洗耳恭听。”
“真的？”
“真的。骂呀！”
暴风雨里响彻了女人的笑声。“这就行了，这已经就行了！”笑声又纯正又疯狂。
这时候女儿坐在教室里。教师的课讲完了，离下课时间还有几分钟，老师出一道智力题给全班的学生。“世界上有几种人？要求十秒钟回答。”学生们抢着回答。有说三种的：黄、白、黑。有说五种的：白、黄、棕、红、黑。老师笑笑：“两种，同学们，两种——男人和女人。下课！”
雨小了，渐渐看清了城市，不久雨停了。
“你的女儿还是那样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还是那样。唉——，还是那样。”
两个人穿大街过小巷。一路上有人跟他打招呼，也有人跟她打招呼。一会是她不得不停下来跟人应酬几句，男人在一旁等着。
一会又轮到他必须跟几个人点头微笑，女人站得远远的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在一处安静一点的冷饮店里坐下，两个人都有一种重返尘世的感觉。屋子里很凉快，有隐隐约约的钢琴声，旋律很简单。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太阳，是河水一样翻涌的人流，无数鲜艳夺目的阳伞在上面漂浮，像碰碰车那样碰来碰去似乎没有目标。
“不是出了什么事吧？”女人问。
“没有，”男人说，“这是礼拜日。”
饮料的泡沫响起一片沙沙声。
在有地毯的屋子里，人们的谈话声都显得温文尔雅，动作都小心翼翼，表情都不过分。只有一个小孩出声地嘬着一块雪糕，吃得醉心掩饰不住自己的愉快，母亲在告诫他。他不断扭转身子盯着所有桌上的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奇怪别人为什么都不喜欢吃，一边把自己的雪糕吃得满身满脸都是。母亲强压着怒火在轻声告诫他。
“我想，我们说过的那些话，你最好别对别人说。”女人对男人说。
“当然。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不是最好，是绝对，绝对别对别人说。”
“放心，我懂。”男人说。
“你懂什么？”
这时服务员把点心端来了。两个人看着服务员把点心一碟一碟放在桌子上，又沉默了一会，估摸服务员已经走远。
“你懂什么？”
“别人也许不会理解。我们说的那些话恐怕很少有人能理解。”
“不理解就会把这想得很坏。”
“其实是很高级的事，要是能理解的话。”
“不过你别跟别人说。”
“这我知道，这你放心。”
“对谁也别说。”
“当然。我还能对谁说呀？”
“就连你认为能够理解这事的人，你也别说。”
“你放心好了，没问题。”
“我跟你说那些话是因为我对你特别信任。”
“那你就信任我吧，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假设我要对谁说，我也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的。”
“不，对谁也别说。”
“我是说假设，假设我要对谁说我也会……”
“别假设，连假设也别假设。就是对谁也别说就够了。”
“那好吧。”
那个小孩的雪糕吃完了，磨着母亲再去买一块。母亲低声斥责他：“看下回还带你来吗？下回哪儿也不带你来了。”小孩只想再吃一块雪糕，完全顾不上下一回的事。母亲又去买了一块回来。
小孩继续吃得津津有味。“下回还带我来。”“不带。”“带！”“你这么不听话。”“带！！”“好好好，那你听话。”小孩赶忙坐得端正些，像大人那样长出一口气由衷地看着母亲，不再把雪糕嘬得那么响。
“也许真的是不可能。”
“我绝不对任何人说就是了。”
“也许只有两个完全不相识的人，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不相识？”
“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说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认识的人你都不认识，你认识的人我也都不认识。说完了各走各的路。”
“你还是不相信我，这我可没办法。”
“我不是这意思。我愿意相信你。”
“你呢？你会把这些事跟别人说吗？”
“我？我当然不会。我怎么会？”
“那好，你就像相信自己那样相信我吧。”
街上，沥青马路被晒软了，留下车辙和脚印。一把钥匙嵌进路面，不知是谁丢的。
母亲不在家，女儿也不在家。过厅里的吊兰垂下柔韧的枝条几乎抚到地面，开着白色的小花。傍晚的阳光在窗帘上布满桔红，窗帘微微飘动。厨房或是厕所里，传出有节奏的滴水声。不久，那座落地钟简单地敲了一下，分针叠在6上。
老人继续给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
“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门常开着，门道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我家住在桥西。打那儿以后，我挺愿意帮家里去打酱油。沿河边走一阵子，过了石桥，到那个油盐店去就得经过那座小门。有时候能瞅见她在门道里哄着弟弟玩。打完酱油我就把装满油瓶的草篮子搁在她家的台阶上歇歇。她瞅见我说：‘你又买酱油呀？’她在门道里踢毽儿，一把薅住踢在半空的毽儿走过来瞅瞅，说：‘买这么多呀？’我说我们家人也不知怎么回事儿，特别能吃酱油。”
女孩子被逗得笑：“真是吗？”
“为了证明这个，我打开一瓶喝了一口。‘不咸哪？’她说，皱眉咧嘴的看着我。那模样儿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就又喝了一大口，说，你要吗？你要就拿一瓶，我们家有的是呢。她说不要，就又开始踢毽。我说我还能一口吃一整瓣儿大蒜呢。这会儿有人喊她，她就跑进院里去了。我坐在台阶上等了一阵子不见她出来，提起草篮子磨磨蹭蹭往回家走。”
“一口吃一瓣大蒜一点儿也不难，我也行。”
“你吃过？”
“吃过。我们班男生说我们不行，我就当场给他们吃了一瓣。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只要忍着点儿，一会儿就不辣了。“
老人默默地想了一会，说：“这她跟你可不一样。”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工夫，画了半天还是画不好。头发应该是黑的，画成白的怎么也好看不了，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女孩子咯咯地笑。
“怎么啦？”
“用煤画头发呀？”她还是笑个不停。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儿。那天我们俩在城墙上逮蚂蚱。城墙下不远就是那条河。开来一辆娶媳妇的花汽车，在城墙下的一个小院前停下了。五彩的绸子扎成彩球铺满车顶再悬挂下来。我们跑下城墙去看，怎么也弄不清哪个是新娘子。”
女孩子说：“要是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看了一会儿我们又去逮蚂炸。我问小不点儿，你长大了结婚吗，小不点儿说不，我也说不。我又问小不点儿，你长大了不结婚？小不点儿说不，我说我也不。逮了一阵子蚂蚱我又跟小不点儿说，你坐过花汽车吗？他说没有。我说结了婚就能坐，那你结婚吗？他说你呢？我说你呢？他说你先说，我说你先说。他说：‘我就是没坐过花汽车。’我说：‘反正我也没结婚。’我就带他去桥底下，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儿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是挺好看的。我说，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们俩就在桥底下玩，一到夏天那儿特别凉快。我们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爪子草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那时候我们才十岁，知道什么叫结婚呀？“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儿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这件事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他就这么冲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我只有一句话说，我说：‘你还说你要坐花汽车呢！’他说：‘我也没说我要结婚哪！’我说：‘那你干吗要坐花汽车？’他说：‘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下呆到天快黑了。”
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人说。
“他告诉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擦了。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
“这不对！”女孩子说，“您不用怕他们。”
“用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回家，手里的蚂蚱全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地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那时候我妈还活着，比我这会儿还年轻得多呢。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更香的味儿了。”
“那个臭小不点儿，他去告诉别人了吗？”
老人没听见，笑眯眯地想着往事。
“他要敢告诉别人，要是我我就让他也活不好！”
老人心里一惊，想到了一件没想到的事。
“他告诉了没有，那个臭小不点儿？”
“没有，他没有。”
“真没有？”
“一个人最终懂得原谅别人才行。”老人说。
“真没有还是假没有？”
老人想了一会，说：“真没有。对，是没有。不过你得学会宽容。你自己也不见得全好。”
女孩子余怒未消。
老人笑笑：“可惜那支歌往下怎么唱我还是没想起来，你容我慢慢儿想行吗？”
女孩子点点头，一心只遗憾自己不会唱那支歌。
在一片楼群中间的草地上，男人躺在那儿，用那本地图盖上眼睛，听蜂飞蝉鸣。向日葵展开一圈耀眼的花瓣，追踪太阳。
不久，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走到他身旁，不出声地惊愕地看了他好一会，然后把拐棍在地上使劲戳响。男人一骨碌坐起来。
“我当你是病倒这儿了。”老太太说。
“我走得有点儿累了，躺在这儿歇歇。”
老太太依然心有余悸地盯着他：“不要紧吗？”
“不要紧不要紧，”他说，伸伸懒腰打了个冷战，站起来跺跺脚，“您知道太平桥在哪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