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魂深处去探问了，结果它就还是独立于伦理。就像梦想生性是非现实的，艺术生性是在伦理之外去开拓。而伦理生性是现实的，如果它有资格作为准则，就证明它必得是现实的。

    ⑦说到“脱离现实”，可能生出歧义。比如遭到诘问：“艺术能够脱离现实吗？梦想能够凭空而生吗？意识能够脱离存在吗？”等等。这样的诘问有必要先让它作废。因为这就像是说我们不能脱离生命去思想一样，原就是一种彻底的废话。我说的“现实”，是指生活中有限的明晰、确定之域（比如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准则、习惯），而不是指我们生存于斯的一切。若连迷茫、未知、心路的困苦和希望也脱离，那我直接主张去死也就够了。还有，对艺术而言，“脱离现实”不是必须，而是有权；就像我们有权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梦见**，但不必回回这样。

    （顺便说一句：我对理论词汇一知半解，不敢乱用，只好这样拙笨地区分这两种现实——可以脱离的，和不可能脱离的。）

    ⑧但是艺术和梦想就没有一种需要遵守（遵循、恪守、崇尚甚至膜拜）的东西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梦？你从何而梦？你为什么写、画、舞、唱……？比如说，你不为了人道吗？你不为了真、善、美、爱、幸福、自由、平等……吗？我相信，任何好的艺术家和好的艺术品都不能不为了这个。但这不是伦理，因为它们不是固定的道德准则，它们没法儿遵守，它们变动不居，要由人不断地更新、扩展、赋予其具体的内涵。比如说，法律保护自由，伦理维护美德，但自由的内涵永远比法律所保护的大得多，美德的内涵永远比伦理所维护的大得多，大到无限。由于这片大出来的无限，于是产生梦想和艺术。

    ⑨但是很多坏艺术、伪艺术、被恶毒的**或权势弄出来的所谓艺术（姑且称之为“艺术”吧，因为照理说这样的东西其实不是艺术），不也可以打着无视任何伦理的梦想之旗而泛滥了吗？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就先把艺术套上伦理的枷锁，因为套上了好的固然一时高兴，但同时却为给它套上坏的开了方便之门，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套上任何枷锁，因为它是人间最后（和最终）的一块自由保留地。为了这块自由保留地上不断地长出美好的未来，我们得冒它也不断长出坏东西的风险。切不可因害怕做噩梦，就干脆放弃梦想的权利；而放弃梦想权利的方式，通常就是拿某种伦理来限定梦想。梦想一经被限定，就不是梦想了，梦想恰是在被限定的那一刻被放弃的。

    ⑩说到具体的那个诗人，肯定，他要是活着他必须要像任何杀人犯一样被绳之以法，他死了，他也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的诗和小说，依我看还是好作品，万不可因人废言。再者，怎么看这件事，也有一个伦理态度和艺术态度之分。伦理（或法律）态度是确定的，不容有丝毫弹性，但艺术态度可以各种各样。艺术态度其实已经与那个诗人或杀人犯无关了，就像福克纳与“爱米丽”无关，只与《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有关。我相信，若真有“爱米丽”其人，福克纳绝不会不认为她是一个杀人犯。但当福克纳写这篇名作时，主要不是想写（当然更不是赞美）一个杀人犯。所以不能以伦理的态度看这篇小说，而必须以艺术的态度去看它。艺术家福克纳不能独立于伦理，艺术品《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是独立于伦理的，而福克纳借这小说所希冀的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准则，而是比准则更为辽阔的梦想或思考。这梦想或思考之辽阔，大约是无限的，因为任何时候伦理都比它小。

    本想简单地回封信，谁想就这么又长又枯燥了。

    近日北京文坛上有些人发起了一场所谓“抵抗投降”的战斗，听说了吗？把你我的名字也写进了“抵抗”大营。此事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才知道的，人家把我编队之后我才听说。此事的因由我还不太了解，不敢妄论。但是我想文学不必竖旗，尤其不要分拨排队。至少我是不想站队的，我们从小就站队，站腻了，而且每每效果也坏。我赞成“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理由是，研究问题并无损于高明的主义，而旗幡障目倒要把问题搞乱。文学也不要中心，文学适合在边缘。就便真有中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强造不得。

    新近进口的美国片《阿甘正传》看了吗？真好。“阿甘”的逃跑哲学很妙。比如文学，与其总向中心追，莫如常往边缘逃。

    前些天美术馆又有“巴尔蒂斯画展”，去看时左寻右找，想再碰上你们两口子。不知你们是否又千里迢迢来看过了。画虽不多，也是真好。

    问全家好！

    铁生

    199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