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梁思成接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

    这也是他们远在英美留学时的夙愿，由他们执笔写的《中国建筑史》，将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建筑史。为了这部书的写作，实际上他们在几年前就开始收集资料了。

    林徽因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咳血，梁思成的身体也垮了下来。他的脊椎病重新复发，写作的时候，身体支撑不住头的重量，只好找一只玻璃瓶垫住下巴。

    林徽因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这一章是全书的主干，共有七节，分别为：五代汴梁之建设；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五代、宋、辽、金之实物；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

    在这一章中，她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室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建设，乃至城市布局和民居考证。

    大量资料来源，是他们数年来考察中国建筑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仅是中国的塔，她就列举了苏州虎丘塔、应县木塔、灵岩寺辟支塔、开封祐国寺铁色琉璃塔、涿县北塔及南塔、泰宁寺舍利塔、临济寺青塔、白马寺塔、广惠寺华塔、晋江双石塔、玉泉寺铁塔等数百种。细心地研究了它们各自的建筑风格、特点宗教意义，成为集中国塔之大成的第一部专著。

    另外，林徽因还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了中国佛教殿宇的建筑艺术，对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辽宁义县大奉国寺大殿、山西五台佛光寺文殊殿、正定龙兴寺摩尼殿和转轮藏殿、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及海会殿、善化寺大雄宝殿、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山西应县净土寺大雄宝殿、河南济源奉仙观殿、江苏吴县玄妙观三清殿等殿宇的建成年代、廊柱风格、斗拱结构、转角铺作诸方面进行了论证与分析。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工作着是美丽的。林徽因、梁思成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慰，倾注在创作中的时候，便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他们梦想着等战争结束了，他们的身体好起来，能再去全国各地考察。梁思成说，他做梦也想去一次敦煌，如果上帝给他以健康，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要磕到敦煌去。

    林徽因说，她最向往的是对江南民居的考察，在南方呆这么多年，没有来得及实地考察真是太遗憾了。

    在他们的书稿即将完成的时候，费正清、陶孟和从嘉陵江搭乘小火轮溯江而上，整整四天旅程，11月14日来到李庄镇。费正清是专程来探望这对老朋友的。他们自1935年圣诞节分手以来，直到1942年9月26日在陪都重庆与梁思成相逢，差不多七年时间没有见过一次面。那次相逢，他们激动地握着手达五分钟之久。

    他们一进门，费正清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几乎是原始人类穴居状态的生存条件下，这两位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虽然成了半残废，却仍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全身心地投人工作之中。在他们的病榻周围，是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

    费正清望着林徽因，心情十分激动。几年不见，竟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费正清终于忍不住说：“我很赞赏你们的爱国热情，可在这样的地方做学问，也确实太难了，你们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要是美国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善自己的生态条件，而绝不是工作。西部淘金者们，面对着金子的诱惑，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设法使自己有舞厅和咖啡馆”

    陶孟和说：“还是去兰州吧，我的夫人也在那里，西北地区干爽的空气有助于治好你的病。先把病治好了，再去写你们的书”

    费正清也建议林徽因去美国治病，他可以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林徽因说：“你们住上几天，也许会有另一种看法。”

    后来，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满怀深情地谈到当年去李庄访问徽因和思成的情景。

    梁家的生活仍像过去一样始终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今生活水准下降，使原来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基本和单纯了。首先是佣人问题。由于工资太贵，大部分佣人都只得辞退，只留下一名女仆，虽然行动迟钝，但性情温和，品行端正，为不使她伤心而留了下来。这样，思成就只能在卧病于床的夫人指点下自行担当大部分煮饭烧菜的家务事。

    其次是性格问题。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思成喜欢吃辣的，而徽因喜欢吃酸的，等等。第三是亲友问题。我刚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来自叙州府的空军军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我离开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经上海、汉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军防线，抵达这里，她已有五年没有见到亲人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八时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

    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费正清因感冒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林徽因便拿了她在李庄写的诗给他与陶孟和读。

    让他们惊奇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林徽因居然还洋溢着诗情。

    费正清退烧以后，林徽因、梁思成陪他们去外边散步，费正清对这川南小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林徽因说：“中国南方的民居，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我有个设想，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要对江南民居作一番详细地考察。”

    费正清说：“林，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在参观傅斯年位于僻静寺院的图书馆之后，费正清还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了来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