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萍

    对话者：严歌苓、李亚萍、蒲若茜

    时间：2004年9月23日下午

    地点：山东威海

    在山东威海举行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碰到了严歌苓，在张翎的引荐下，她答应和我们聊聊。聊得很随意，但还是以她的作品为主。

    蒲：由于语言、题材的局限，在海外华人作家中，少有你这样在大陆、台湾、美国主流社会同时获得褒奖的作家，而你的创作题材跨度很大，《扶桑》涉及美国华人移民的早期历史，而《谁家有女初长成》又专注于大陆拐卖妇女的社会现象。在你写作的时候，你是否有一个期待读者群？

    严：我并没有为自己设定期待读者群，而只是考虑写作的问题。从写作形式、文学价值方面努力去寻找自己的突破点。当然我参加台湾一些评奖的时候，我是要与评委进行对话的，以此来获得我文学价值的实现。我很自信，自己能够取得成功，而且每次也确实如我所愿，我的作品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李：为何你出国后会想到给台湾投稿而不是大陆呢？

    严：当时也是出于赌的心态，另外也是由于在台湾发表文章比较简单，人们认可就行了，没有太复杂的人际考量，如果在国内，如果我的作品发表了就会有很多想法，比如是我的作品真的写得好呢还是那个编辑认识我呢？台湾就如同在美国一样，发文章就是发文章。而且我刚出国那阵子，生活也比较艰难，台湾的稿费相对比较高，这也是我的考虑之一。

    李：记得您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最早是通过梅新先生的介绍和鼓励去台湾参加《联合文学》的评奖的，于是就有了《少女小渔》。

    严：对，因为梅新先生等于是将我的作品介绍到台湾的第一个人。我在出国前写的《雌性的草地》先在国内出版，后来由梅新先生介绍去台湾三大报连载并且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在那边影响很大。

    李：其实您之前也在国内写过小说，并且获过奖，但是您在国内的知名度可能要到最近两年才有上升。记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您的小说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就是从2000年以后才突然有许多关于您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出现。

    严：早期我在国内属于部队作家，虽然也获过奖，比如《绿血》曾获“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但影响相对较小。出国以后，虽然在台湾获得很多奖项，但在国内还是影响一般。我向国内投稿是在1996年才开始的，当时我看到许多地方转载我的文章，又没有稿费可拿，就直接投稿了。在国内真正产生影响还要归功于陈冲拍了电影《天浴》以后，当时电影因为某些地方过于暴露就禁映了，现在好像还是这样，不过这部电影确实拍得很美。2000年我的《人寰》在台湾获得了《中国时报》的百万大奖，这可能也是引起许多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吧。

    蒲：你觉得你的海外生活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海外是我文学的一个迁徙，考虑的主要是一个语言情感的表达方式问题，也就是文化的转译。如何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中用母语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一个挑战。也迫使我能够去思考如何以最确切的语言表达我对文化的理解，并且使别人也能了解到。汉语的优点就在于含蓄、经济，文字中就能反映出语言的魅力。而我在西方的学习经历，也能够自觉地把西方文学中的优点融入我的文字里面，比如它们所具有的动感、比较实的感觉，就像普鲁斯特的那种风格，我试图通过这种借鉴和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汉语体系。两种语言给我很多灵感，使我有更多的敏感。

    李：对，就像你的小说《栗色头发》、《扶桑》中所表现得那样，两个人的语言总是在走平行线，无法相交，即使是语言上能够沟通也未必能够真正达到心灵上的和谐。你将这种感觉表现得很细腻，这是你写海外题材时的一个创新，其实这一点恰恰最能够突出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

    严：因为语言的背后还有文化传统的存在，仅仅是语言的相通未必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李：因为你自己也是嫁给一个美国人，在散文中也提到，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交流阻塞的情况，现在还这样吗？

    严：现在当然好多了，毕竟在一起有七八年了。一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他和我已经能够达成默契了，我说上半句他大概就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蒲：你的小说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女性，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到《白蛇》、《少女小渔》、《扶桑》、《谁家有女初长成》，你写过各种各样的女性，为何你这样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你对女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严：我从小就去当兵了，12岁，可以说是在女性集体中成长的。在当时所受的教育中，女性是与男性对立的，男性是主体，女性是客体。男性是敌人，是权利和力量的象征，女性则压抑、阴柔地对抗着他们。我12岁入伍，25岁退役，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步确立的时期，对世界、对人及其对性的看法已经形成基本的概念。我对女人的观察非常仔细，对女人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认为女性只有在作家的笔下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魅力，而且在著名作家的笔下，都是因为女性写得成功，作品才成功，你看《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利尼娜》、《红楼梦》等等都是将女性刻画得非常美丽和丰富。男人由于是狩猎者，情感包裹很严，女人要丰富、形象得多，从少女到母亲到老年，每个阶段都在变化，都有不同，1-12之间是一个阶段，而18岁之后又是一个很不同的时期，进入30女性开始变得更为有丰韵。男人的切换就是从男孩到男人，从视觉形象上而言就不如女性的变化来得大。

    蒲：你对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如何看的？你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呢？

    严：我不赞成对极端对立的女性主义，就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所提倡的那些，我们不能那样去战斗，如果大家对立，我们毫不受益。我觉得女性活着就是一种强大，就像扶桑这样的女人。传统的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都有相似的特点，柔顺、阴柔、宽容和不控诉，她们会遭遇到各种疼痛，包括精神上的和**上的，但是她们就以自己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

    李：看萧红的《生死场》也有这种的感觉，你会被这种强韧的生命力所震撼。

    严：我很喜欢萧红的《生死场》，我欣赏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非常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我之所以写《扶桑》就是有感于这种女性精神的伟大，我身边所接触过的女性就有许多是这种类型的。我前夫的母亲也就是李准的太太，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很聪明、宽容、始终都是荣辱不惊的状态，这给我很多启示。

    李：说到《扶桑》，大家对这部小说都很感兴趣，你当时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的，而且扶桑身上是否寄予了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严：我在最近一期《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谈我自己的创作感想时，就谈到《扶桑》的写作源于一张照片，我去看一个19世纪华人移民的图片展，看到这样一个穿着中国服饰的唐人街妓女，我想到了很多，对她的好奇心迫使我去寻找，为她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来告诉别人。我也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去泡图书馆翻阅各种历史资料，也看到了有关唐人街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我很震惊，即使在我生活的今天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写《扶桑》的动因。应该说扶桑身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性的看法，我就希望女性是母性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个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即使是背叛过她或者凌辱过她的人，都能够得到她的宽容。虽然生命中充满劫难，但她都能够一次次地愈合伤口，并且出落得更为艳丽和充满生命力。

    李：对，就是庄子所说的“上善若水”。

    严：许多农村的妇女都是这样的，她们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无知、混沌但是她们却是最幸福的人，她们不像现代人那样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概念，她们很自然，就凭着自己的直觉走。我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