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因为这个故事毕竟只是写王葡萄的故事，她把公公藏起来这18年是很重要的生活，这段恰恰没有写透，她和她公公两个人在其中的很多变化没有写。评论家跟我讲是比较可惜的。王葡萄的很多篇幅是通过王葡萄的个人经历来映照了一个社会的农村的整个发展变化。这个是我写的时候着重写的，反过来用社会的发展映照小洞穴里的生活，是两面相互映照的。对那几个寡妇，我觉得我的着重点不是在写她们，我确实只是想提一、两个就行了。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映照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作的时候是不是预先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跟我讲严歌苓是一个非常注重写作技巧的作家？

    严歌苓：应该讲我是学了很多的技巧，技巧学到最后，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会出现痕迹那就是学到手了，如果看到技巧的痕迹就是学得不太好。

    我跟很多人讲过，其实懂技巧的人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轻易就转过去了，这条路就走通了。我写东西是很快的，也许就是没有技巧上的障碍。

    主持人：您觉得解决了这个问题？

    严歌苓：对。

    主持人：我觉得您在叙述上非常节制，有些可以铺张或者是可以渲染的场面一下子就过去了，比如王葡萄的丈夫死在她怀里的时候，可以渲染悲痛的场景，但是您只写了王葡萄抱着他，她身上有血就描写过去了，为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不是滥抒情的，一定要节制。包括我们电视上有些广告的腔调，我觉得有点过分的抒情、过分的昂扬没有道理，不是一个人类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更有平常心一点，不要动不动就煽情，有点文革遗风，动不动就控诉什么、激情什么，有点慷慨激昂的腔调。这种东西不在我身上，我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写。

    主持人：有一位作家这样讲，他写作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和兴奋写得非常顺的时候，反而会怀疑自己？您这样吗？

    严歌苓：有时候会，我住在加州海滨的时候，有时候会出去走一走，让自己冷却一下。

    主持人：是当您遭遇激情的时候，会让自己冷静下来继续写作？

    严歌苓：我可能也会写下激情，但是以后会划掉，有时候激情是难得的，让它宣泄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校对，觉得这一旦过分的滥情可以删除。

    主持人：原稿和我们看到的书一样吗？

    严歌苓：我是用铅笔写的，很不好意思，我一般不改。就是改错字，打字打出来一边校对一边整理，毕竟打出来有很多错的地方。

    主持人：为什么用铅笔？用电脑写有障碍吗？

    严歌苓：中文打字有一些不直接的过程，总是涉及到挑字，五笔和音律又有隔阂，我觉得不是一个最最理想的写作状态。写东西乐也乐在一笔一画的感觉，非常有乐子。

    主持人：用英文写小说是用电脑吗？还是用笔？

    严歌苓：因为我英文拼读很差，经常拼错。最开始用铅笔写，但是后来用电脑写。

    主持人：有些作家说，用笔写比较有感觉。我觉得你作为女作家已经很厉害，这么高产，写这么多的东西？

    严歌苓：应该讲我自己写东西很快，《第九个寡妇》实际上写作的时间就2个月，写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快，因为我不改，就是一遍成。

    主持人：一天可以写多少字？

    严歌苓：应该讲工作就是工作半天，工作到1点钟吃午饭，大概写五、六千字。

    主持人：很高产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很难得的。

    严歌苓：全部写完了就放松了，那种感觉就是小神仙。

    主持人：再谈回到这部小说《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里面在语言中有一种方言的使用，是刻意的吗？设计过吗？

    严歌苓：我特喜欢河南的方言，可能跟和李准生活过有关系，自然而然把方言放进去了。河南方言简洁、有力，别的地方的话代替不了。还有四川话我也太爱了。

    主持人：您自己是哪里人？

    严歌苓：上海人。

    主持人：您觉得两种方言能驾驭好吗？

    严歌苓：上海话的幽默恰恰写不到文字中，损失特别大。北京话北方语系的话，非常占便宜，可以写到小说中。

    主持人：《第九个寡妇》很明显的方言色彩。我碰到了好几个人是您的粉丝，有些网友对您的小说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说您的小说特别注重心理细节的描写，这些描写显得有些地方有些失真。您在《第九个寡妇》中说日本人对王葡萄说“假如你这样的小姑娘舍自己的亲人救你们的抗日分子，那你们的民族还不应该亡。”这位网友说这样的话说出来不太合理。

    严歌苓：首先日本指挥官是画地图的，这个时候离抗日战争结束只有1年了。这样的文职军官四五十岁，应该是这样的，我存心这样写的。首先是让这位日本指挥官跟别人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暗示战争快结束了。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您的写作只凭直觉，但是通过讨论，发现你小说的细节是做了非常细致的设计的，两种思维如何结合？

    严歌苓：写的时候来不及想这么多，我不是说把人物表列好，每个人叫什么名字想好，很多写完后来发现名字又改过了。写完以后才觉得自己是别具匠心，我是这样写的，我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一是我写东西很快，二是我觉得第一天的工作很重要，一铺开卷子，第一句话如何写很重要，而不是这部小说的整个架构要写什么重要。这个小说的开始，第一句话的冲击力如何，如何往下开始非常重要。我太相信一个人的生理状况与一部小说的关系了。

    四、西方让我重新反思汉语

    严歌苓：我特别迷文学，这是我不可以骗自己的，我很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如何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我大概是1997年看到您的第一部小说，现在快10年了，不断在出新的作品。

    严歌苓：我想第一作家对写作这桩事情觉得很好玩，你特别爱这个事情，每天想去做一下子。我这个人比较迷信，我觉得写作这种生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对我来说是影响我的新陈代谢的，如果没有这桩事情我的新陈代谢乱七八糟，我找不到节奏，我吃饭吃不好，我整个的感觉都不对劲。因为我长期做了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才能健康，才能使自己什么都对劲。我特别迷文学，看了很多好的作品，我也想作为一个好的文学分子加入进去，这是我不可以骗自己的，我很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您在写作的问题上想过出名的问题吗？

    严歌苓：当然想过。我当时想的是好玩和生存，只有出名才是好卖，好卖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

    主持人：现在实现这个目的了吗？

    严歌苓：我首先是不违背我的兴趣，比如他们说那种小说特别好卖，根据我的技巧可以写那种小说。或者说哪种哪种题材卖得特别好，比如都市言情，农村题材卖不出去，我不会因为卖不出去而去写言情。假如真不行，可以写电视剧，这种事我不会干。挣钱而不好玩，好玩儿不挣钱，这都不会，我的理想是两方面构成的，必须两方面都能实现才能称之为理想。

    主持人：刚才您说了自己受喜欢作家的感召，也希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您喜欢的作家是谁？

    严歌苓：我喜欢的作家都是70年代最活跃的，现在基本上都老了，或者是去世了。70年代以后美国和世界上都没有什么好的作家了。现在剩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作家，英文作家很难找到一些好的作家了。印度有一些好的作家在目前。我最喜欢好的作家实际上目语很多不是英文写作的作家，我喜欢的一个是纳博科夫、康拉德、昆德拉前期是非常喜欢的，马尔克斯我极其喜欢。美国有几位非常非常好的作家他们不幸都去世了，索尔·贝娄等等。

    主持人：您看的都是英文版的？

    严歌苓：像索尔·贝娄也读过中文版，觉得在翻译中遗失了不少。

    主持人：《天浴》和《少女小渔》都是英文写的吗？

    严歌苓：也用英文写过。

    主持人：从母语汉语转为英文写作这个是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严歌苓：最开始觉得困难，后来有时候有这种念头出现，觉得这个语言假如能用英文讲出来多精采，因为这两种语言都有最妙最精准的表现方式。这两种语言不会在同一个词上达到那么精准和幽默。我觉得在这种念头的激励下，我对一个词这么欣赏，我一定要把这个词用到我的小说中。最开始试着写的时候有困难，后来写惯了，特别是好莱坞的这几个本子锻炼出来了。我觉得也像过关一样，过关也就过去了。

    主持人：驾驭两种语言，汉语和英文有区别吗？还是有两套体系单独运行？

    严歌苓：英文比汉文当然要慢了，写英文应该讲不如汉文这样写得这么复杂、这么丰富，用词这么高级。汉文可以用非常少见、冷僻的都可以用，因为我很有把握。但是英文不敢用冷僻的，有时候反而用觉得这个人很做作。第二语言的作家人家会觉得你语法刚刚弄对，你就弄出这么一个繁文缛节的词来了。

    主持人：怎么过关的？

    严歌苓：绝对过不了这关。纳博科夫人家都批评他的英文，觉得不够自然。我的意思不是我像纳博科夫一样，我差的太远了。即便到他的程度也不敢对着美国的大众读者来说你们都不懂我的英文。这是一个不可能过的关。

    主持人：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你的作品是布老虎丛书中出了您不少小说，当时国内对您比较陌生，对海外作家的群体都比较陌生。现在不同了，包括哈金、虹影在国内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如何评价中国在海外的作家群体？

    严歌苓：证明了中国的开放时间更长了，海外作家发现中国的读者群绝对不可以失去。中国的读者对海外的生活和海外的作家感兴趣，是多方面的原因。

    主持人：这是双方的需求，国内也需要海外作家，海外作家也需要国内的读者群。西方的经历带给您的写作什么影响？

    严歌苓：带给我对文字重新的反思和欣赏。在这个语言中生活的时候，往往对这个语言有多么美是什么性质的，比如是从象形文字出现的视觉语言，这点从来没有悟到过。到国外是听觉语言，这时候我才发现国内的语言的优势和弊端。还有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差异，还有由于这些差异引起的伤害，都对我写作有影响。

    主持人：我记得在《花儿与少年》就提到文化差异对人的感情世界的影响。但是在这部新的长篇《第九个寡妇》似乎完全像一位中国本土作家写作，使用了很多的方言，没有海外生活的痕迹或者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有没有在这部小说中刻意回避西方文化？

    严歌苓：虽然用的是土的语言，但是视角不是完全纯粹中国的，它故事很大胆，把久久不愿意谈的问题——土改，讲这个故事也是在海外生活的人心理障碍少一点。还有看问题看到的是什么，实际上不是着力于写这个事件本身或者是写中国的50年的农村的变化。着重的是写这样一个女人的哲学和历史观。因为你站得很远，你就有这样一个心理距离，这样一个实际上的空间距离，才对很多很多东西重新的来追问。就是很多事情，朋友、情仇、好恶、善恶等等，很多东西由于历史发展大浪淘沙，很多东西颠覆了又被颠覆。在这个女人身上很多东西是不变的，包括天伦的，包括人本身的善恶标准是不变的。走马灯似的走来走去在她看来实际上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她重要的？是她觉得重要的东西。

    主持人：今天的聊天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谢谢各位网友光临我们的名人堂，也请严歌苓老师跟大家告别。

    严歌苓：谢谢大家看这个节目。再见。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