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停留在孩童阶段的中年女子。造成她个人悲剧的原因除了外界过度的崇敬转化成的仇恨外，还有她稀里糊涂的尚处蒙昧状态的理性。她和捷克老毛子舞蹈家“腐化堕落的”艳遇被人抓住了把柄，却连自己也说不清。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严歌苓设置的如此困境里———幽闭昏暗、寸步不离的监房（舞台的布景仓库）的束缚中，恶意而庸俗的人群（看守队的女娃、建筑工等）的包围下，陷入泥淖的孙丽坤习惯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变成了对自尊和廉耻慷慨无畏的泼妇。就在这个**和精神都亟待拯救的时刻，儒雅清俊的青年男子徐群山适时地出现了。于孙而言，这位救星不仅让她产生了性的爱慕与渴望，而且萌发了超越**去契合精神的向往，有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是内心。”然而两性间形而上的精神之爱始终要落实到形而下的**厮磨。这位被关押多时的舞蹈家是需要和渴望性的，作者曾通过某位上了年纪的建筑工对孙下眼皮上一颗红痣的评论隐讳地道破了这位失爱已久的中年女子身体的饥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子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腿之间不得清闲。”因此孙丽坤之爱徐群山，**来得合乎本性又自然而然。
尽管有着太多的理所当然，酿成悲剧的罪责却无从推卸。在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之四中，作者又用徐群珊少女时代日记的方式为其疯狂的行为作了铺垫和辩护，青春萌动的少女这样记录到：“她（孙丽坤）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我一直喜欢舞蹈，可是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少女天性中对人体美、艺术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随着年龄的渐增并未消逝，于疯狂无序的年代里演绎成了无心之失的悲剧。在女扮男装的徐群山和被关押的孙丽坤接触过程中，他（她）曾四次提起很小就看过她跳舞，并且特别迷她，隐约地透露了这谜一样审讯的答案，只可惜说者有意，听者无心。“一个女性的玩弄竟比十个男性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弄，本意中毫无玩弄。真切到病的程度。”正是这种无玩弄的玩弄、无心而精意的拯救最终造成了对方彻底的失意与绝望。然而终究是爱，无论是否起源于或回归于性，毕竟是照进孙丽坤晦暗生活中的惟一一束阳光，虽然因为不同寻常而充满灰尘，总归有着真切的关怀和真实的暖意。
曾经有“同志”网站引严歌苓的《白蛇》为经典，还有杂志称其为“最干净的同性恋小说”。的确，在这里只有柏拉图式干净含蓄的精神之恋而剔除了鲁莽直接的****，或者连“恋”都说不上吧，只是缘于天性中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只是因了十年前深深的痴迷和癫狂，只是为了儿时一个难以开启的情结（complex）。严歌苓是喜欢这些人性之谜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扶桑》、《人寰》中那些逾越辈分、跨越疆界、超越种族的不伦之恋，她笔下男女主人公们内心深处美丽的疼痛不可示人。虽然赴美后的严歌苓对同性恋已能持同情的态度，并且认识到这种感情并不全是病态的。但毕竟是受过华夏文化影响的中国女作家，她偶尔会在适当的时候添上这样的一句：“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又或者在最激情的时分，也只是带着崇敬和激赏之情、小心翼翼又无限轻柔的抚摸。
三、多声部的文本合奏
在构筑《白蛇》的文本形式上，严歌苓发挥了她撰写影视剧本的特长，有意抛弃了以往小说叙事手法上一意孤行的顺叙惰性和习以为常的单一视角，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代表“官方-民间-个人”三种不同记忆、不同声音的述说版本。以舞蹈家孙丽坤被关押以致精神分裂的前后遭遇为主线，将时代的宏大叙事、民间的街谈巷议、个人的琐细经历推向前台，让三者穿越时空的跨度在文字的叙说中如不断切换的摄影镜头一样错综进行。三种氛围的场景配合着三种腔调的旁白，从各自的视角将那段尘封往事一一演绎、娓娓道来：无论正襟危坐的官腔，抑或喋喋不休的耳语，又或者真情流露的倾诉，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都互不干扰地进行着接续不断的相互诠释与彼此背离。在多重视角的背后，执笔的作者如同掌控的导演，将个人情感与正误判断不动声色地滤去，还受众一个自由读解的空间。
《白蛇》开篇便是典型的“官方版本”———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充斥着当时千篇一律的颂词和格式化、套路化的语言：“希望总理为全国人民和伟大的**事业多多保重！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多多保重！”“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甚至是和现实完全相反的谎话“并没有对孙有任何粗暴行为……其生活待遇并不十分苛刻”等等；对犯下的错误则拈轻怕重，尽量推脱。在政权的阴影下个人是失语的，主人公们的个人体验和真实情感被无足轻重地忽略与掩盖。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作者严歌苓的匠心独运又使得这类令人厌恶的唱高调版本成为整个故事另一种角度、另一类声音的绝好阐释：官方版本之一中轻描淡写孙丽坤生活待遇的汇报文件反衬出当事人所遭遇的非人迫害；官方版本之二中暴力强制孙丽坤进行妇科检查的调查方式说明了领导小组干部们的虚弱与无能；官方版本之三中搜查诈骗犯“徐群山”户籍资料的文件指示反而向读者透露了更多真实的信息。“正话反说式”的叙述格调是整篇小说创新的一大亮点。
较之于官方版本的“正统”与“权威”而言，民间版本突显了他者叙述的“传奇”色彩，要更为接近真实的孙丽坤，并为其离奇遭遇提供了还原性的解读。在大众眼光及庸常思维的笼罩下，口耳相传的街谈巷议貌似对孙丽坤的品行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将这位落魄舞蹈家的私人生活描述得可谓绘声绘色、如数家珍，但人与人之间早已存在的“性本恶”———排斥异己的误解和隔阂———在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下如同潘多拉的魔盒全都迸发了出来，在膨胀出对偶像极端的敬奉、尊崇等强烈情感后逐渐走向反面。冥冥中，如此心怀不轨的窥探和不怀好意的侮辱反过来又促成了被关押者在无意识中与庸众的合谋，加速了孙“自毁以毁人”的自我堕落过程。第一部分的民间版本里此类例子俯拾皆是：被监禁的孙丽坤去蹲茅坑，专政队看守的女娃坚决不让关门并瞪眼看其高雅傲慢背后的原形毕露，让孙“学会了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
并“已经蹲得舒舒服服了，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而几个建筑工小伙子夜里试图爬墙偷窥被囚禁的美女蛇，被孙丽坤“老娘架式叉着腰”用“更泼更毒辣”的嘲讽“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骂得屁滚尿流。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在论述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说过：“每个人仅仅在他反对别人的时候，才是绝对地自由的。”推演到《白蛇》的官方与民间两种版本的叙述特色，不仅体现出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隔膜，还可以说是所有时代和社会里个体人与群体人互不和解、互相对立的通用模式。只有自己能倾听自己的声音并代表真实的自己，任何集体传声筒善意或恶意的代劳都是徒劳。
整部小说的重头戏是女主角们自己的心声———“不为人知的版本”部分，共有6篇穿插于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之间，形成整个故事最完备的注解，主要包括孙丽坤的心理独白、徐群珊的少女日记和二人的私密交谈。只有在这个隐蔽的视角下，孙丽坤和徐群珊才是真实的，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人而存在的。她不再是曾经令人望尘莫及的著名舞蹈家，也不再是传闻中作风混乱的美女蛇，只是一个需要爱和理解的普通女子；她（他）不再是儒雅猖狂的中央特派员，也不再是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的诈骗犯，只是一个天性中对美有着偏执爱好的假小子。也只有在这个版本里，同性的她们相互间敏感细微的感情历程才能得以唯美地体现。虽然是以披露主人公内心世界为主的一个版本，作者依然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孙丽坤和徐群珊内心活动所占的比例，因为故事的主体是由设谜和揭谜组成的，所以作为谜底关键人物的徐群珊其心理活动应该是隐匿的，读者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随着主人公孙丽坤坠入满怀希望的**之网里，再在梦醒时分对毫无邪恶感的真相心存感激。
《白蛇》的美是独特的。它既没有千人一面、缠绵悱恻的两**悦，又不属于争抢眼球、新颖猎奇的同性恋题材；既非声泪俱下控诉往事之不堪回首的“伤痕文学”，也不跻身于标新立异光怪陆离的先锋实验小说。表现形式传统而创新，情节的安排出乎意料之外又回归情理之中。严歌苓在她的作品里一直冷静而执着地专注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经验的探询和寻常人生命状态的展现，在全球化语境下追寻着更为广泛的人性。“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人性会走向极至，而在非极至的环境中人性可能会隐藏哪些部分”，《白蛇》在给我们审美愉悦的同时对这个文学中永恒的命题作了完满的诠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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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白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4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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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朱沿华：《最干净的同性恋小说》，《新闻周刊》，2002年7月，第62页。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92页。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