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麽样，你和lawerence什麽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麽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麽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边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麽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麽?！”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麽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麽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ＦＢＩ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ＦＢＩ?”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麽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ＦＢＩ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这些人是ＦＢＩ的?”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麽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ＦＢＩ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ＦＢＩ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麽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ＦＢＩ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麽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ＦＢＩ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本辑完。请欣赏下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