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时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来长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何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习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种，但在爱逛商店和爱作媒这两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儿园起的好友，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有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於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点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立在门口，颈上的细炼吊着一块牌子，上面书着“美国国务院lawrence.a.　　　walker”。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会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样戏剧性的一笔。

    lawerence的确操着一口标准国语，不时还带北方人的卷舌音，说“一会”，他是“一会儿”；说“花”，他必说“花儿”。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面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後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座一会！”

    他笑着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条臂斜支在厨房餐卓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谈了近一小时，我发现不是我拿他练英文，而是他拿我练了中文了。晚餐备好，女友回来，看着已谈得极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错闯到别人家里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匆然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麽？”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麽？”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於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怀，半打趣问他：“怎麽了，踉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

    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邹眉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麽严重？”

    “我希望没有那麽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面上的笑容已狡黠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决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看了一眼，才认定他不在开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沈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於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职业，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选择。他天**游走，着迷於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和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偿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决择吗？好在和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我的学校在中部，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於加入失业大军。

    一年後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看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习惯了。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傍来：“你干了什麽？”

    我反问：“我干了什麽？”

    “上课前有个fbi的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麽就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肯定自己什麽也没干过？”他又问我，故意压低声，还机警地四处看看。虽然他们常在法律边缘挑衅，但真正让fbi操心的时候还不算多。

    “fbi怎麽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将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lawerence电话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结婚”。

    “你没必要现在就说实话！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罗马”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到。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兴奋地开始计画，他将带我去看那些建筑，那些博物馆；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但他仍找了位私人教师，个别辅导他的口语。我的心似乎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lawerence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扰。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什麽嘛?”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发的，fbi绝对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到：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麽快——我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当愿我听错了，还希望这是那些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人决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了，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很费些劲才听懂。他的话题渐渐转向他的小女儿——一个从南韩过继来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时，他在与我探讨这个三岁的小姑娘的心理与行为。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来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吓人。审问者倒是很客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特有的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ＦＢＩ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个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lawerence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早就看透了这种事——我父亲在**那边一次次被审查，审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这种审问的记忆！我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严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lawerence在那边顿时沈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处于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明白了“人权”这字眼，而明白之后，又必须对这种神的权利一再割让。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象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的践踏过来。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