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听父亲谈祖父林至诚，说他故乡是在漳州西郊的贫瘠村子五里沙，那里从前是九龙江边的一片黄沙滩地。祖父于一八五五年出世。五岁时，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乱，漳州大屠杀中，被洪秀全的军队“长毛”拉去当脚夫。曾祖母和至诚母子相依为命，挣扎过活。曾祖母身体强壮，有一次用扁担把十几个土匪赶出乡外。至诚肩挑糖果，四处叫卖。下雨天，他母亲赶紧炒豆，让他卖豆仔酥。他有时也挑米去监狱卖，因为可得较高利润，他也挑竹笋到距离六公里的漳州去卖。

    曾祖母是基督教徒，至诚也替从漳州到五里沙传教的牧师做挑夫。牧师和牧师娘每月从漳州来两次，他们的行李不但有衣服、铺盖、锅子，还有个土制炉子。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挑这担子走六公里非常辛苦，但是牧师娘说，“你是好孩子，身体强壮，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你是挑得动的。”至诚没办法，只好照办。后来他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给孩子们看，说是挑重担磨出来的。他要孩子们知道，必须刻苦耐劳，才能站起来做人。

    至诚没有上学校，认字读书完全靠自修，二十四岁时入神学院。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年鉴》说：

    闽南基督教会牧师林至诚，自幼随母皈主，长肄业教会学校，养成传道资格。林公品行方正，才学兼优，深蒙故老牧师打马字博士青睐。学成出膺传道，授任同安堂会牧师，教会整理，日臻发达。旋因宝鼎乏人，恳切敦聘爰就宝鼎堂会牧职，教治殷勤，阖会爱戴。

    宝鼎即气仔，那是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偏僻小圩，只有千余人口。要到漳州去的话，必须乘小木舟沿花山溪（九龙江支流）东下，到距离十公里的小溪圩（现小溪镇，平和县城），换上五篷船，才能抵达。乡村名“气仔”是因为它地处山间盆地，地形像盘子；闽南语盘子和气仔谐音，故名气仔。父亲于一**五年在气仔家里一所黄土夯实成墙的屋子里出世。

    祖父一心赞成光绪皇帝的新政，光绪二十四年（一**八年）发动“百日维新”运动，对教育学术、经济建设、军事、政治提出改革方案。祖父兴奋极了，把一张光绪的画像挂在墙上。他又受西溪的范礼文牧师（ReverendW.L.Warnshius）的影响，对西方的一切非常热心。范礼文牧师向他介绍“新学”的书籍，及一份对林家大小有极大影响的刊物，那便是上海基督教学会林乐和牧师（YoungJ.Allen）主编的《教会消息》（ChristianIntelligence），那是一份篇幅只有一张的油墨印周报，一年报费一元，祖父订得起。从这些读物，他对西方知道了许多，而决心要儿子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父亲读小学时，祖父就鼓励儿子们说英语识得几个字就讲几个字，如pen,pencil,paper等，虽然他自己一字不懂。至诚也不忽略教子女国学，在暑假，每天早晨八时，必摇铃召集六子女上课，教他们《诗经》古文，为他们娓娓释义，哦哦诵读。父亲还帮祖父临摹一副朱熹写的对联，每字约一方尺大，要挂在教堂里的壁上。原来朱熹这位宋朝大文学家做过漳州的知府，祖父是走了一趟漳州才把那副对联弄到手的。

    父亲十岁时，祖父送他去厦门读书，因为他认为气仔的学校不够好。祖父甚至希望儿子将来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那时，连在厦门都没有几个人听见过圣约翰大学。祖父又对儿子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他要儿子用功读书，将来能上那种大学，说时眼光闪亮，情绪激动。我可以想象到在那偏僻的山谷中，在那黄泥小屋里，这位月薪二十银元的穷牧师对儿子灌输梦想的情形。

    “和乐（后来改名语堂），你要读书成名！”祖父感情燃烧地对第五个儿子说。几年前，八股已经废除，现在停止科举。但祖父望子成龙，而用功读书是惟一成名的途径。至诚特别喜欢这个儿子，他自己每天早上十点左右要吃一碗猪肝面线，常留下半碗，叫和乐进来吃。祖父四十岁时才添这个儿子。他常对和乐说他如何把床上的脏床布拿到屋子后面的小溪冲洗。

    和乐听父亲灌输梦想，眼睛睁得很大。他也开始做梦，要读书成名。

    去年，漳州芗城区、天宝镇二级政府花了一百六十多万元人民币（五万元是当地乡民所捐）在五里沙村的香蕉林里，在祖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建造了林语堂纪念馆。

    我知道了，不免感到既惊又喜。

    感到满怀喜悦，是因为父亲的成就在中国大陆终于有了纪念地标。祖父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会怎样地高兴和骄傲！父亲毕业厦门寻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他获得半官费补助金，和母亲赴美哈佛大学读研究院，但因为经济支绌，迫而离美赴法，在青年会教华工中文。从法国，他写信给祖父说，他已薄有储蓄，加上变卖母亲的首饰，当可去德国留学。

    “我知道父亲得这消息会多么高兴，”父亲在《四十自述》中说，“因为我们父子同具不可救药的乐观。我同新妇出国留学时，赤手空拳，只领有半官费助学金和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费。这种事，凡是比较世故的人是不敢冒险的。但是我去了。我怕什么呢？我常常运气不错，而且对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贫穷的经验使我有毅力和勇气，所以诸般困难，俱不足以寒我之胆，使我踟蹰不前。”

    祖父在父亲留德时去世，享年六十八。他对父亲的寄望，在他在世时一部分实现了。

    后来父亲著作等身，成为举世有名的作家，并且是第一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中国人。祖父要儿子“读书成名”的期望如愿以偿了。

    妹妹相如和我知道要成立纪念馆的消息，马上寄上我们所藏的父亲作品和照片多种，藉对纪念馆的收藏稍尽微力。

    令我感到惊奇，是因为自一九五○年起，大陆人士认为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解禁，而父亲不但被封为“国学大师”，在大陆更掀起“林语堂热”。他的作品没有特别宣传，销量却以千万计，实在是奇迹。他的巨著《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最受欢迎。令我更加诧异的是，他三十年代写的小品文也编辑成几十种不同的文集，非常畅销。

    历史真会开玩笑。有一位大陆作家在父亲获得平反后分析说：“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林语堂之所以被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当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唱反调，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伟大领袖**高度评价鲁迅，鲁迅也就跟着**沾了神气，也被神化了。因而，过去在鲁迅研究中有个无形的禁区，似乎存在‘两个凡是’：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是好样的。”

    适值在台北的“林语堂故居”经台北市立图书馆修缮之后，由文化局接管，在三月二十六日，父亲去世二十六年纪念，举行重新开放典礼，我们要回去参加。而五里沙纪念馆也邀我们参加三月三十一日父亲塑像揭幕仪式。

    外子黎明、妹妹和我决定从定居的美国华府飞到台北，然后飞香港，换机飞厦门，再到漳州五里沙。父亲在两岸都有纪念地标，中国文人享有这样的荣耀，恐怕寥若晨星。

    飞机把我们送到中正机场。两年没回来，居然不认得了，原来机场大厦是新建的，面积庞大，设计极为尖端。我惊愕了一下。

    第二天，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到老爷饭店来看我们，初次见到这位作家，我们谈得很投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林语堂思想和精神座谈会，和老朋友到华西街台南担担面海鲜餐厅大啖鱼虾贝蟹，老友重聚，欢乐之至，有着久客还乡之感。

    父亲在一九六六年，在欧美住了三十年之后回台湾定居的理由，是为了乡情。他说：有一次回来访问，“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他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

    我们漳州民间穷苦者什之一，富户劣绅亦什之一，大半耕者有其田。但是生活水准，教育普遍，自不如今日之台湾。由是，每每因乡语之魔力使我疑置身故乡之时，又觉骇异二事。一、这些乡民忽然都识字了。而且个个国语讲得非常纯正。这不是做梦吗？又路上行人，男男女女，一切洋装、村装妇女，我所疑为漳州妇女的，又个个打扮得那样漂亮，红红绿绿，可喜娘儿一般，与吾乡少时所见不同。由是给我一种恍然隔绝人世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梦。”

    双亲在阳明山租了一幢房子住。后来，蒋介石表示要为他们建筑一幢房子，父亲接受了。这是他生平惟一一次接受官方的恩惠。

    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二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麦氏（R.H.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担任。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很情愿。

    工作虽然忙碌，但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家里有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然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

    他也喜欢逛街，有一回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锤子、一圈铜丝，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钢铁器物，原因很简单，起初倒无意要买什么。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龙溪话，普通的闽南话，都有多少县分的腔调不同，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他们一谈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碱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他们做一桩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那部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一千八百页。他费了五年的工夫在这部词典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父亲在香港去世。一九八五年，由于好友马骥伸、黄肇珩和马镇方先生的努力，父亲故居由台北市立图书馆接收成立林语堂纪念图书馆。母亲捐赠家园，父亲生前藏书和作品，及一部分手稿及代表性遗物。另一部分手稿则寄放在故宫博物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后第一个上班日，文化局长龙应台就和台北市长马英九上山探访林语堂纪念馆。在文化局大力推荐之下，马市长同意让这位国际性的人物身后遗留的珍贵遗产获得应有的地位和重视。

    马市长核拨近千万元新台币经费由市立图书馆负责修缮工作。“林语堂纪念图书馆”改称“林语堂故居”，由文化局接管，佛光大学负责经营。

    三月廿六日，马市长、龙局长和我们缓步绕行过故居后院，以束束淡雅的海芋向长眠在此的父亲致意。然后我们启开了故居大门。故居展示父亲的一部分手稿，以各种语文出版的著作，几个书柜的藏书，还有使用他发明的上下形中文检字法的计算机。此外还有他衣物、眼镜、烟斗、笔墨等等。

    我感谢马市长、龙局长的努力，使民众能够到故居观看各种展品，想见父亲的为人。父亲的作品在他去世之后不但在国内，也在国外不断出版，盼望多年以后它们仍然会被视为阐释中国文化，裨益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

    香港赤角机场庞大如城市，和启德机场截然不同。看板上显示的地名也看不惯，同一航空公司的飞机，可飞台北、高雄、广州、厦门、上海。我脑筋一时转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