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一九六五年，他七十岁时回台北定居，主要的理由是他对台北有一种亲切之感。他在美国、欧洲住了三十多年，有一次到台北访问，听见人们讲闽南话，非常高兴。他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他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

    我们漳州民间，穷苦者什之一，富户劣绅亦什之一，大半耕者有其田。但是生活水准，教育普遍自不如今日之台湾。由是，每每因乡语之魔力使我疑置身故乡之时，又觉骇异二事。一、这些乡民忽然都识字，而且个个国语讲得非常纯正，这不是做梦吗？又路上行人，男男女女，一切洋装、村装妇女，我所疑为漳州妇女的，又个个打扮得那样漂亮，红红绿绿，可喜娘儿一般，与吾乡少时所见不同，由是给我一种恍然隔绝人世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梦。”

    父亲对台北的亲切感使他决定回来定居，双亲是在阳明山租了一幢房子住。后来，蒋介石表示要为他们建筑一幢房子，父亲接受了。这是他生平惟一一次接受官方的恩惠，蒋介石并且请他任考试院副院长，父亲婉辞了。

    父亲的房屋位在阳明山仰德大道。房屋是他自己设计的，沿着大道有一堵白色的围墙，中间有一扇红色的大门，踱过精致的花园，穿过雕花的铁门，是个小院子，院子中有树，有个小鱼池。房屋右边是书房卧房，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面对绿色的山景。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

    父亲在台北的日子过得很快乐，他忙着写作，为“中央社”写的专栏名为“无所不谈”。

    原来，一九六四年秋，马星野先生在巴拿马担任“大使”五年之后，受命出任“中央通讯社”社长。十一月中旬，他自巴拿马返台，路过纽约。某一晚上，在宴席上，他向父亲提出请他为“中央社”写专栏。父亲允予考虑。他自一九三六年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现在有机会复操旧业，他“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马氏从台北写信给他说，专栏内容，无所不谈，没有限制。父亲即以“无所不谈”四字做专栏的称呼。他在该栏第一篇“新春试笔”中说：“承星野兄之好意，嘱我撰稿。政治既不足谈，惟谈文艺思想山川人物罢了。我居国外，凡三十年，不教书，不演讲，不应酬，不投刺，惟与文房四宝为老伴，朝于斯，夕于斯，乐此不疲，三十年如一日。星野兄叫我拥重兵，征西域，必谢不敏。叫我挥秃笔，写我心中所得，以与国内学者共之，则当勉强。”

    此专栏自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开始发稿，每月四篇。在台湾，有十三家报纸订户，在国外，有港、菲、泰、美洲（纽约、旧金山、多伦多）等十二家报纸订用，同时刊出。“无所不谈”的读者，当在五百万人左右。父亲一共写了一百八十多篇。后来，台湾文星书店汇编出版，为第一第二两集。（一九七四年，开明书店出版《无所不谈》单行本。）下集中，父亲有篇自序，说：“这些文章，第一部分是主张‘温情主义’，反对宋明理学。希望大家能明孔孟并非程朱，程朱也并非孔孟。又一部分，是讲读书的旨趣，及正当方法。大部分，是比较轻松幽默的文字，这种文字，庄谐并出，台湾还没有人敢写。”

    一九六九年，父亲继罗家伦为台湾笔会会长。次年六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由中国主办，在台北召开。身为笔会会长，父亲身当其冲，责任艰巨。事务由王蓝、殷张兰熙、姚朋负责处理。参加会议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八个，出席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大多是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

    父亲代表东道主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但也不必忧愁。一个怀疑自己的文化，绝不能继续存在。”他希望亚洲的作家要“分辨永恒的真理与短暂的时间，存古创新，坚定地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抵抗各种邪说的狂风。”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日本代表佐藤亮一就翻译问题发言。这位翻译过一百本书的名教授曾将父亲的《京华烟云》等作品译为日文，他赞美父亲的作品“优美绝伦”。他说，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不免为同情书中主角的悲惨命运而泪随笔下。

    同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在汉城召开。父亲是韩国笔会所邀请的贵宾，韩国各大报几乎都把父亲到达的新闻刊在第一版。父亲在国内数十年前有“幽默大师”之名，这次大会的主题：“论文学中的幽默”，好像是为他而设的。在他演讲结束之后，掌声如雷。作家姚朋（彭歌）回忆说，当时他想我们文坛上，作家能为世界各国人士所敬慕的，恐怕只有一个林语堂了！

    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二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