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爱书。

    林语堂爱读书。

    佛家说“人生一缘”，林语堂的“缘”就是书。

    林语堂读起书来也是不走寻常路。

    他反对一切“必读书目”之类的说法，教育部编审的“中小学生必看书??本”、“大学生必看书??本”都是他批驳的对象。古人说“头悬梁、锥刺股”，他认为是读书人中最笨蛋的；今人说“古书有毒”，他认为是头脑发昏之语。

    林语堂在束缚人性的考试和课堂之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那就是图书馆。

    自由地读书，就是图书馆最大的特色。图书馆才是一切知识的源头，也因为图书馆，学校才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他说，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

    他还说，图书馆是神秘的丛林，每个探险者就是林间的小猴子，为了寻找合适的坚果，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畅饮潺潺的溪流，品味果实的甜美。

    圣约翰藏书只有约5000册，近1/3是神学类，林语堂多次在著作中抱怨。“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

    他钟情于哈佛，就是因为卫德诺图书馆。在那个浩如烟海的书世界里，只要是想看的书，都唾手可得，仿佛站在一个支点上，只要轻轻一翘，就可以托起整个地球。他和翠凤没有钱去看球赛，就借了心仪的书本回来，点燃灯，面对面坐着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贫贱夫妻的幸福。

    在上海，有了经济能力后，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起了图书馆。

    书房是林家总管廖翠凤惟一不能插手的地方。林语堂把书房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每次看完书，就随手一扔，常看的，就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不爱看的，就打入冷宫，埋在层层的书堆下面。书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只够铺开稿纸和伸开两支胳膊的地方。他进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上的书拿开，一屁股坐下来，双腿搁在书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可能是牛顿的力学理论，或者是莎翁名著。他还异想天开，要在书房天花板上装一佛教的油灯笼，书房中要有油烟味和发霉的书味，以及无以名状的其他气味才好。

    翠凤觉得乱得难以忍受，语堂就拿“乱中有治”之类的混话来打哈哈。他描述了这样藏书的好处：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10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子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一层神秘与可爱的轻纱将永远笼罩着你的书室，你始终不会知道你会找到什么。总之，你的书室便将有一种女人的乖巧与大城市的秘密了。

    林语堂识得的某留学生也有个“图书馆”。那学生通共只有一箱子书，却按大学图书馆的方式，细致而严密地分类贴标签。语堂想找他借《经济学史》，学生马上很得意地说，那书是“580.73A”。语堂惊奇不已，赞扬是“美国人的效率”。

    廖翠凤以为逮着了好机会，当即建议语堂也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把书房拾掇一下。林语堂用烟斗一敲夫人的后脑勺，分类是科学，读书是艺术，怎能混为一谈？

    林语堂书房的名字叫“有不为斋”。

    “有不为”，就是“有所不为”，他说：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当作一回事。

    我憎恨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要人心理的宣言。

    我从未说一句讨好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都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作“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藉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分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大好佬。我的仆人也不会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人之道，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