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将临的宁寂中，有时独坐着凝望漆黑的窗，眼中会渐渐幻视。那时心境会潜入一片丰富的暗晕，漆黑演化出世界般重重叠叠的潮，使人的心醒悟般静了。

    像病愈般喜悦地独自凝视着，小心不让那黑暗的热息触着。我悄悄在一瞬告诫自己，不要徒劳，不要强求今夜。像大堤拦住了一湾涌浪般静静消磨这良辰。我偶尔想到大西北那片冬景色，又倏地联想到正在汗乌拉残破的饲料基地打发晚年的几位老人。我又赶快屏息专注，我不愿让满架的书和满心的火又扰乱了这样的夜。切成规矩的一方黑夜终于微笑了，深沉无限地迎着我徐徐泛来。

    我知道我已经有过几次这样，静夜中独自对着一面广袤的潮。今夜才明白了那几次也是濒临转机，也是日复一日地感到前路被黑暗浓浓地缠绕吞没，也是如同心病发作后挣扎了不知多少日子。而就在吃惊地眼睁睁望着那浓暗时，就在这种不知觉的正面对峙中，我看见过今夜这样的潮。

    冬夜温柔，夏夜清凉，那潮不可思议地涌来眼底。淹没视野，浸遍身心，刚强和暴烈被劝止了，狂热和义愤被销蚀了。我回味着生命中和这黑暗大潮的几次遭逢，心中堵塞着无言的感慨。这其实不该说破，我心里暗暗自语着。但今夜使我激动。这不仅仅是与大自然；虽然汗乌拉襟麓，波马黄昏，金积堡冬日的荒野，--都在我的脑际制造了一片那么雄大的自然，它们都是自然界的一些非凡地点；然而今夜的自然虚渺而无形，这使我企图用回忆塑造它。我深知这需要神力，我缺乏表达的能力，我迟疑提笔时只是知道：那一切决不是平常的。

    在草地插队的时候，有一年驻营在南缘临近乃林高壁的什么地方。我只记得尽管我很少回头，但我的后脑总是隐隐感到背后汗乌拉雄峰的逼来般的巨大沉重。那一年季节不显，我忘了劳动种类也忘了骑的是骆驼还是马。那是一个身心麻木得宁静的年头，那时沉硬的劳动一天接一天地石碌碡般碾着自己。到今天其实我有些否认那时自己的潦倒；那时有一次同队的李仲祺穿着他那件烂光了吊面只剩皮板的褴褛袍子，有一个牧民老太婆叹道："简直和过去的穷人一样啊。"在蒙语中，"穷"和"贫牧成分"的"贫"是一个词--那时我心中微微一动。后来我们访贫问苦时，又是一个牧民老太婆说道："过去穷人么?哎，就和你们一样呀！"--我记住了这两句话，为自己获得了对旧社会的切肤感受。但那时我们精神并没有崩溃，就像今夜的精神一样。那一年就是那样一个时刻：褴褛而濒临绝境，精神的弓弦紧绷而未断。

    集体成了一种巨大的、黑铁般沉重而无形的道德。它不再是强有力的组织了。

    我今天明白了，那时开始了独自的思索。

    我记得中学和我一班，插队又在同一包的唐那时的结论。他忿忿地提出要掌握牧区五大技术，我不知道五项中他是否算进了蒙语，但那时他的蒙语突然厉害起来了。他使我震动。因为我们已经是相当优秀的牧民；提出掌握牧区五大技术--这意味着要彻底达到草原上尖子老牧的炉火纯青，这意味着要与学生梦想决裂，悲愤地殉某种理性，拼命地闯眼前现实。

    我记得我浑身上下打满了羊皮补丁。

    烤火时一贪暖，袖口又煳了一块。第二天使劲勒棕绳时或是抓牛时，那抽缩的煳处裂开了，一会儿冻得片刻难安。晚上剪块羊皮又补上一块，大针脚缀在铰了厚毛的皮板子上。

    那一年就是这么个时刻。我们迁到山麓南缘，包北是我们著名的汗乌拉峰。那时汗水淋漓地盖起的泥屋，还有整个四百亩饲料基地如今都是颓然废墟了；今天搬到这里打发残年的几个老汉，当年还是洋洋大名的传奇牧马人或者骆驼倌。那时，我在有一天突然觉得该停一停。--不去纵马，不忙碌包中，不醉酒，不贪睡。我恍惚中觉得应该靠着蒙古包那吱吱响的破毡壁，面对着草原静静坐一会儿。我摇摇晃晃走出包门，扯开褴褛皮袍的襟领。对于那时拂来的风和潜来的潮，我并没有顿时领会。

    回忆细微是困难的。

    我不敢说今天强烈涌上心头的回忆，就一定是当时那用肉身肌肤一丝丝承受过的往事。

    那是我惟有的一次独自坐在广袤自然之中。

    面前平坦舒展的还是看惯了的乃林高壁的碱草滩，升着一种白亮的气流。

    背后永远逼近的还是大队命名的汗乌拉峰及其余脉，强加给我们至今的沉重。

    我怅惘地坐了很久。四野久久地浸漫着我。

    后来，我联想着一个潮字。我若思若梦地琢磨着这个字，看着南缘起伏的草海一道道一道道地向我送着信号。

    后来可能我在小本上画过一些什么。后来可能我的心里有过一种涂抹的冲动。当我离开草原聚精会神写那首《骑手的友谊》时，我猜我是因为那次独坐。那个时期的我是坚强的；无论是陌如陷阱的大学或是以命夺食地留守草地，我知道哪一种前途都不会压垮当时的我。我已经进行了一次混乱的清理，选了一个满意的角色准备装扮，我奇迹一般地镇静。但是那时我不懂一切是因为那大潮，汗乌拉草原的大潮，其实已经百年不遇地为我浮动了。

    今夜应该默默地赞颂它么?我今夜才醒悟。而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描写它，这真使人吃惊。其实这十年里我什么也不懂。

    像命运的棋盘正和野心默契一样，经历了北方的边境之后，学术十年的日子又放在西方的极地--我写到的波马在伊犁最西的一个县昭苏。隔一片冰雪莹白杉柏黑黑的山坡，或者隔两块蒿草青蒙平坦湿润的草地，就是苏联。

    波马是一粒定盘的棋子。

    果然，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我怎样狂妄怎样努力，我在这个地球上能生存的地域，就像东不过汗乌拉山的经线一样，向西也超不过波马经线。这两者之间，是我广阔天地也是我的限界。

    我人生的西极在波马，并不是因为波马正巧在国界。不，即使没有中俄条约国界西移千里哪怕移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也不会超越波马。

    原因我无法说清；但你若是去一次波马你就会明白。有位朋友去过波马以东七十公里的阿合牙孜；他听我刚说了一半就打断了我，并大声嚷道：我懂!

    至少，波马实在美极了，只有它才当得起美这个字。而后来我才知道，美，对于文明发达几近腐烂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种血色、一种难得的激烈和天然的热情啊。

    那时我正跨进博物馆巨大的厅堂，每天嚼着馒头背几个满文单词条。线装书刚刚显示它幽静的魅力，地层学和标型学的理论刚刚在一两次实践后征服我。以不坏的成绩学完、并且年少力强的我那时欣喜地体会着自己的职业--馆员或考古学者的身份使我们这些昨日遍尝艰苦的插队青年有些沾沾自喜。工作，职业，这些概念那时是突然降临的，而且立即就吞没了我们。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国运剧变，人心震荡，我站在博物馆西门台阶上看完了整幕的**事件。但是加入政治并不意味着抛弃职业，人心向稳定的苟且偷安是可怕的。--事变结束了，人们以更好的秩序投入枯燥无味的工作，我拉过闲置了几个月的线装书开始阅读。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思的，我不懂人生中需要美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