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是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里，有一颗怪异的种子播下了。因为一九八八年是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我可以算出那是十六年前的冬季。但是，恍如他世的感觉模糊了手中的笔--在那个白雪茫茫人苦马瘦的下午，当我听说招生的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我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住雪地跃上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辕上裹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风迁徙呢?我那时有一顶巡回小学的灰旧毡包。我那时有一群寻寻觅觅的羊。当我如同听着耳际疾流的风声一样，听着一些关于招大学生的朦胧消息时，我究竟是在牧羊人的马背上徘徊呢，还是在草原巡回小学的牛车上徘徊?
马镫清脆的撞击，车辕上冻成黄褐色的冰壳--我辨别不清了。细节愈尖锐清晰地复苏，回忆就愈迟钝而混沌。
后来，北京大学就古怪地成了我的母校。再后来，北京大学又移动着远我而去。再再后来，仿佛听见过人们议论我们的一些是非优劣--而我反应很差，我有一种不相干的感觉。我一直没有摆脱那种游魂般的幻境。对于我来说，不但有母校而且有母队，还有被我扩张了的母乡，甚至有已经失去的母语。北大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固定的；未名湖水一直在流动，砖塔和我们亲手建造的图书馆都如一帧剪影--它们都潜入了我的心路历程，与我一起继续着那个不尽的徘徊。
三十多个来自北国草地乌珠穆沁的、颊上带着冻疮、裤腿遮着舍不得脱掉的马靴筒的青年，那年就像进了圈的羊一样，乖乖地被拴进了一个个草原蒙语难以翻译的专业。低温物理、无线电、哲学、……我因为说了一句"爱好?我爱好到处逛"而被编入历史系考古专业，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所谓学问之路。
现在看来这个专业的选择(是它选择我)也似有深意。对于我来说，我需要完成一个由学科而科学、由知识而认识、由历史而心史的追求。我需要一种职业的不安宁和酷烈以适应自己。虽然十六年前的我完全不理解这个自己；但是，流水的兵一般的频频上路，十余个省那么大的视野徐徐打开，加上恐怖的政治气氛和艰苦的田野发掘，今天回味起来都是极富意味的淬火般的成人训练。
在为另一母校，中学的清华写的一篇散文中，我写过一所高等学校的关键，在于它具备不具备Keramti的可能。这个词汇是一个苏菲主义的伊斯兰概念，指一种神示的奇迹和感应的能力。同样，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好坏，其实一个学生的优劣的标准，也只看那学生能否遭逢校园中无影无形的启示。醒悟、抓住、感受并吸收母校伟大灵气的学生，能使自己母校成为人生Keramti实现的契机的学生，就是母校的优秀教子。北京大学从来负着民族兴亡的重任，如这样的大学从来不在一时一事计得失，也更不仅仅是一些专科干匠的培训处。问题是，十六年前骑着自行车的鞍子，用说惯了草地蒙话的嘴巴学着叙述标型学地层学术语的我，究竟有多少可能去体察感悟校园的那一方风土呢?
那时的校园--"没有一张安静书桌了"。
那时的校园是徘徊游荡的校园。
有一些词该再记一记：开门办学、以社会为工厂、上管改--不是为了让今天风采全异的师弟妹们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