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北京阴云不开，冷雨夹风，已经暴热了一场的城市又抽去了些噪闹。都市人如果说到天气，多半会用"北国之春姗姗来迟"之类的话吧，可是我想，对于散隐在这片城市中的那一小批原内蒙插队知识青年来说，虽然沉睡了很久但确实还留着的一种经验，已经像风湿病般醒了。他们心中会掠过个沉重的念头：春天的暴风雪。他们的心会随着天空一直悄悄带着一抹阴蒙，直至酷暑再次攫住北京才会在忙碌和热苦中渐渐麻木了那个念头。

    对于我，当我那么想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些什么的时候，季节正好巡回到了这一个五月末，阴云逼窗，树影摇风，我觉得应当回想一件事情并把它写出来。

    一九七○年春，我正在东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伙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壮健的牛和一顶黑污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音齐唱的歌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我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使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嘘喂"后缀的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全体那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

    那是自信么？

    不，我只是怀念，我只是怀念而已。

    我只是为那往事感动太深，才如倾如泻地写满了一篇又一篇纸。甚至使人误以为是自信的某些大话和粗话，以及一种文体的流动感(我以为描写带有特殊色彩的人如牧民，主要在于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意识。在《春天》里，我曾企图模拟这种牧民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怀念的表示。我出自怀念和体会，已经写了一批草原小说。我想，既然真主造就我还能够怀念，又打算成全我不断去体会，我就还会写出一批草原小说。这不是由于什么自信；也不是由于为一些超高级女士(SuperLady)错爱或甚嫌不够劲的男子汉气。基于往事体验的小说是为了怀念而写作的；那里只有真诚、温柔或是苦痛。

    后来，我们那所二十来个人的小学校在一个五月末游牧到了大队部。我们有了三间低矮歪斜的、熏黑而温暖的黄泥小屋作新校舍。一面红旗抖着草原上空的风，哗啦啦地飘扬在我们度完了严冬的汗乌拉小学之上。我们的歌声和琅琅书声回响在亘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时的山野空气似乎都有过一股不易捉摸的喜悦。

    有一个小瘸子，一个十岁的牧主的儿子或是孙子，那时终日赖在我们小屋门口。开始我没有觉察（我总想为自己开脱：当时的我也只不过才刚刚二十二岁，我还不会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的眼睛呢)到那个小瘸子。后来，他还是那么可怜巴巴地攀着我们的门框，睁大胆怯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面前已经有了一个新问题了。

    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中学毕业，一表人材，是小孩的牧主家庭的亲戚)严厉地对我说：应该让这孩子上学。我犹豫了。我们的生产大队正处在尖锐的派系与家族斗争中，我知道另一派的牧民会立即非难我把学校办成牧主学校。我艰难创业，我们的小学生存不易--"还是你们领导先开会决定了，再让他来上学吧"，我回答说。于是那中学毕业生领导大怒了：

    "不用开会!这孩子家里是牧主，他自己不是牧主!有党的政策，用不着开会!……"

    可是我是软弱的。我不愿或者是我怕那种风波。我眼前只晃动着一些比这中学生更厉害更善言辞的黑壮牧民的影子。我宁愿牺牲这个念上三个月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