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必得诛杀之而后快。李贽就是这样的靶子，他自命异端，敢倡"邪说"，扑而灭之，便可让普天之下的臣民都信服皇家的"正说"，完成同样是大一统的精神控制，亦期维系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于万岁千秋。

    等因奉此，李贽之死是活该的。

    当大吏、长吏，案牍小吏，全都在超稳定的权力结构中成为各自范围的狱吏时，则监狱以外的"黔首"、"黎民"、"百姓"、"愚氓"也就都成了假释或候补的囚徒。铁窗内外，一步之隔，有错抓的，没错放的，凡此乃是**政制的题中必有之义。"百代都行秦政制"，偶语可致弃市，何况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何况李贽公然指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今天骂古时的君相圣贤，骂当下的官僚学阀，明天难保不会骂当今的皇帝及其他权力者，即使为了预防，也得收押治罪，叫思想犯，叫政治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消灭，最是理想，留一口气，则须折磨，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磨得发疯，概不负责，逼得自尽，正中"上怀"，然后将他的言论封杀，妄加传播者同罪，雷厉风行地"肃清流毒"。李贽熟读经史，自然有见于此，早就把他自己的著作命名《焚书》、《藏书》了。

    我从前只知卓吾先生李贽其名，真正翻看他的著作，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间。中华书局配合"评法批儒"，重印了先生的书。因他"批"过"儒"，竟把他当做"法家"捧出来了。这个历史的误会，倘李夫子再世，也会啼笑皆非的。不过感谢这一误会，使李贽著作得到一次小小的普及机会。那时我投闲置散，常常踅到广播局六楼资料室的书库里去"立雪"；不但读李贽，也读普列汉诺夫，与这些谢幕多年的中外古人悄悄对话，倒也颇不寂寞了。

    那时还开始译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发展史》。我不免从中国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想到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的停滞。读到李贽，思前想后，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当一个社会要把有良知的、肯思考的读书人（以至突破禁区搞一点"奇技淫巧"的工匠）都"投畀豺虎"的时候，禄蠹和书蠹成为上流社会主流，而平民百姓缺少一个普遍的启蒙，只能眼睁睁看着西门庆、应伯爵之流横行市井，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或准乱世的时候，还能期望人文与科学在这片土壤上有多好的命运吗？

    连李贽都不能见容的中国，是出不了笛卡儿、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也出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话讲远了，扯回来。我们比李贽晚生四五百年，又加上他身后几百年的中外历史可做我们认识世界的参照。讲民主，讲科学，**治：我们应该有比李贽更大一点的言论空间和生存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1999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