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屋》上余开伟公布的江小奇一信，才知道江小奇女士为傅雷夫妇收藏骨灰的始末。

    江小奇高中毕业时，正赶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她没能遵照学校党组织的要求，去揭发一位对她很好的女教师，反而说实话讲她的好处，老师既在劫难逃，学生也因而陷入厄运。她当年十九岁，以致到十年后的1967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九岁的无业青年。

    文革开始后，种种暴行愈演愈烈，许多人被害或自杀，使江小奇触目惊心，她基于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和良知，要写一封信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写这封信，她了解到傅雷自杀的情况，就冒称亲属为之收藏了骨灰。接着，由这封信引火烧身，受到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思想宣传队）私设公堂的长期审讯，使她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私人书信可据以定罪，私人日记可据以定罪，"交心材料"可据以定罪，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然，到了文革中间为最。而像江小奇这样，以一纸上书而遭审讯的，不但不是孤例，据此定罪的不少，而且此类事也不自文革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现在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以当时的来往书信作为当事人的主要罪证，其实发动围剿的突破口，却正是1954年底胡风的三十万言"建议"书。

    不久以前纪念了彭德怀的百年诞辰。彭大将军还不是因为提意见被黜的吗？不过定谳时不是"提意见罪"，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至于无业女青年江小奇之罪，好像就在提意见这个行为本身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对两老军说："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别人都夹着尾巴做人，你却站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意欲何为？你比领导还高明？不是分明想分庭抗礼，进而篡党夺权吗？据说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一点不同意见，传下话来，是你如果想要出国，随时准备欢送；幸在周恩来的斡旋下息事宁人了。宋庆龄者，孙夫人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领导人也，尚且如此，不知深浅的江小奇还能指望更好的待遇吗？

    出现这些事象，自然是因为没有法治而行人治，一切取决于决策者的某种政治需要或政治敏感。中国**在对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惯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执政以后，为捍卫执政权保持高度警惕，时时注意搜索敌情，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下，难免把某些不理解的表现，不相同的看法，视同敌意，把建设性的批评看成反对的言行，把建言当做进攻，认定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异动。这样一来，正常的"革命警惕性"，就化为不健康的神经过敏了：非要在公民们的合法行为里侦察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