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学的人经历不同，风格迥异。劳森文章的朴素的美诉诸人的心灵，怀特的复杂的心理描写不只使人感，也使人思。他那有些神秘主义的色彩又是怎样不同于劳森的质朴的哲理。但他们都从欧洲文化传统而来，又扎根于澳洲的生活现实；都描写人类的开发精神，人类驯化自然环境时所作的奋斗，他们关注着人。这也许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传统和特色。
悉尼墓地临海，气氛宁静肃穆。一座座坟墓在逐渐倾斜的坡地上缓缓排向海边。几乎没有一座坟墓是相同的。有的十分豪华，如同讲究的小房屋，有的则十分简朴，似乎显示着七尺棺的本来面目。我们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来看望她活着的弟弟--守墓人。她热心地帮助我们找到了劳森的墓。
亨利·劳森的墓很简朴，如同他小说的风格一样，占地不过只够一人躺卧，离左右邻居都很近，有些拥挤。一九七二年，即劳森逝世五十周年时重新修理过，墓面还新。我在墓前肃立片刻，又把特地从祖国带去的龙井茶叶轻轻撒在墓的周围。如果劳森知道有一个黑发黑睛的中国人，不远万里来看望他，是否会在他那充满不幸的心中，感到些许安慰呢？
我环顾周围的坟墓，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劳森笔下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物：绰号长颈鹿的小伙子，总是张罗着"把帽子传一传"，募捐帮助别人；好心的安迪，不肯告诉贝克太太她丈夫死亡的真相。我觉得人世间太需要这种同情、这种热心、这种体贴了。希望我们的读者，都来读一读劳森的书!
当然，劳森描写的"伙伴情谊"，是在人开发自然时形成的。像他的诗句所说，先驱者没有被统治的烦恼，他们不见容于自己的故土，到这里来开创家园。现在这一片土地成为充满希望的花园，贪婪又来染指，情况就又不同了。虽然情况变化，但劳森的"伙伴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和安慰。
从墓地出来，我们到了悉尼艺术馆，在那里用午餐。这时我想到昨天的午餐。昨天中午我们在一家叫颐和园的中国餐馆里。同席的朋友有澳大利亚理事会①文学局负责人考斯蒂根博士。他是个很有修养、博学而沉静的人。我初到悉尼，在悉尼笔会主席克伦先生欢迎我的家宴上，他也曾出席并讲话。这时他送我一本澳大利亚儿童作品，是把各地区、各民族的许多孩子的作文收在一起编印的。装潢、印刷都很精美，然而最美的是那些孩子的天真的、充满向往的心和话语了，有文法拼法错误都照原样不改，益发显出孩子的本色。从这里，会有伟大的文学家成长起来吧。考斯蒂根博士还安排同席的两位女士饭后陪我参观文学局，也很有意思。
这次午餐时，第一次遇见了克里斯朵夫·考希(ChristopherKoch)。他的长篇小说《艰危一年》描写一九六五年在雅加达的动乱生活，那一年苏加诺下台，几乎有五十万人丧生。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评论说：书中比利·克万这个人，是近年来小说中最值得记住的人物之一。除了这本畅销、扬名的书外，考希还有两本小说：《岛上少年》和《越过海上的墙》，想来都和他所居住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生活有关。应该一提的是，考希崇敬两个中国人。一位是白居易。他通过亚瑟·维利的翻译读了许多中国诗，他最喜欢白居易。在《艰危一年》的扉页上，考希引用了白居易的诗。林庚先生帮助我查到诗的原句。那是《缚戎人》的最后四句："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另一位是何其芳。他读过其芳同志的《梦中之路》。我自己一直敬佩其芳同志的文章学问、品格修养，常以为像他那样德才兼备，而且在德才两个领域里又都很全面的人，世上不是很多。考希的谈活使我感到安慰。可见桃李无言，自然会有通往的路。考希说他即将到中国来，希望见到何夫人。后来我在北京又遇见他和诗人哈斯拉克(NicholasHasluck)和报告文学家、评论家安德逊(HughAnderson)两位朋友。因时间匆促，考希没有来得及见到何其芳的夫人牟决鸣同志。
很快便到了此行的最后一个夜晚，薄暮时分，瑙玛和我来到悉尼歌剧院。曲折的海湾在暮色中显出一条条明亮的灯光，形成好看的曲线。歌剧院的大贝壳屋顶在我头上张开，我尽力昂头又昂头。这贝壳中，不是蕴育着艺术的珠宝吗？那满孕着风力的帆，不是想在艺术中探寻真和美吗？我凭栏凝望几十级也许是几百级台阶下的海水，海水宽阔而平静，反射出淡淡的光。我的心也充满了平静而又宽阔的欣喜。虽然还没有欣赏在这建筑中表演的艺术，我已经为这建筑本身的艺术感动了。
我们走进了歌剧院的餐厅。这餐厅三面都是落地的玻璃。我和主人们周旋谈笑，坐下来时，忽然迎面扑来一个灯火通明的悉尼，使得我眼花缭乱。璀璨的灯光画出了悉尼的一个个建筑的轮廓，好一幅豪华的夜景!在这明亮的灯火后面，每一个房间里，人们感觉到什么，又在思索着什么。他们常常是快活的，唱歌、聊天、冲浪、野宴……。他们也有无穷的苦恼，罢工、失业、疾病、酗酒……。
我还懂得很少。只对眼前一同吃饭的朋友，似乎还略知一二。梅卓琳是我们熟悉的。她曾获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博士学位，现是澳中理事会执行主席。前些时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大家都称赞她为中澳友好做出的贡献。在我访澳前，她读了《三生石》，并写出了英文提要分送各地，可见她的细致周到。前面提到的考斯蒂根和夫人，这时正高兴地翻看我送给他们的《中国文学》英文版，寻找着《弦上的梦》。
我想介绍一下另一位在座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ThomasKeneally)。上次到悉尼，他曾请我吃饭，这次又是老相识了。据说澳洲只有两位作家能靠稿费为生，一位是怀特，一位便是基尼利。我在各处旅行，听到谈论最多的除怀特外，就是基尼利。在昆士兰州，有一位女作家曾热情推荐他的小说《带来百灵鸟和英雄》(BringLarksandHeroes)，在墨尔本，一位讲明史的大学教师也称赞他的才情。这位朋友说，他的有些作品显然是为了挣钱，那也难怪，不如此他何以为生？但他并不只是为了挣钱。这位朋友相信他会写出真正最好的作品，超过他已出版的所有的书。
基尼利即席为我开出他的著作目录。最新的一部《次等王国》(TheCat-RateKingdom)初次见面时他已送给我。那书前作者的话中写道："这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如果有些线索有所指，作者希望它们和任何个人私事无关，而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灵魂的特征。"
这话打动了我。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不是都想表现自己民族的灵魂，而避免"对号入座"的纠缠吗？
和有悠久岁月的中国文学相较，澳大利亚文学是年轻的。惟其年轻，也便应该有生命力。以前澳洲文学的两个主题似乎已在变化。那两个主题是："逐客心情"和"澳洲之梦"，前者描写被放逐的悲凉，后者描写建设的希望。如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所说："把自己的祖国当作宇宙的中心。"现在的澳洲作家，已经更着眼立足于澳洲的现实生活了。
还应该讲几句瑙玛。因为和她是这样熟悉，竟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了解她。瑙玛姓丁(NormaMartyn)，是悉尼笔会副主席，写过不少长、短篇小说，还在写研究张骞通西域的学术文章。她也积极参加国际文学运动，是个能干人。这时她策略地催我快些吃喝，说澳洲人吃饭快，说话快是闻名世界的，而我吃饭慢说话慢是闻名澳洲了。这一次却是关于澳洲文学的遐想羁留了我。我们兴冲冲离开餐厅赶往剧场时，话题转到今晚的芭蕾舞，便把文学放开了。
1981年8月初
原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