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六六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三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自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的大会，学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有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他的四川话在剧场（应该说是刑场）中颤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捡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而那美丽的《画梦录》，又是怎样地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仍在据理力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声震屋瓦的口号打倒的对象。

    剧场左门出现骚动。"打倒邵荃麟!"几个人高喊。他们押着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台去。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获罪后，不再任作协领导，调到外文所任研究员，但仍在作协接受批判。学部开大会，捉他来斗，自是应该。

    好像有几个批判发言。我相信绝大多数出于革命热情。发言者声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过了，仍让何其芳检讨。

    其芳同志仍跪着，声音断断续续，提到对《红楼梦》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站起来说!"有人喝叫。待他勉强站起来，又扑上去几个汉子，按头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

    让他站起，是为了按他跪下!

    这样几次。又把另外几位折腾一阵，似乎不新鲜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