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见一百八十六页上）记述了梁漱溟与某教授的一次会见，颇生感慨。岁月磨人，记忆果然会移形若此。人都可能记忆有误，老年尤甚。我写此文，不是要责备谁，而是有责任记下事实，以减少一些"历史只能是写的历史"的怅惘。

    一百八十六页上提到的某教授，即我的父亲冯友兰。

    一百八十六页上说，梁先生于批林批孔初期写信批评冯先生，不久，冯由女儿陪同，悄悄地来见，作了一番解释。

    而事实是，梁写信给冯在一九八五年，冯梁相见也在一九八五年，所谈内容，无一句涉及批林批孔。

    我自一九七○年始，随父寓燕园，迄今已十八年。十八年间曾两次见梁先生。一次在一九七一年，梁先生到我家来访(已见《三松堂自序》）。另一次即在一九八五年。十四年间，父亲与梁先生不曾见面，亦无联系。

    一九八五年，人们的生活和以前很不同了。以前筑墙惟恐不高，批判惟恐不深，斗争惟恐不尖锐，现在则逐渐有了来往，有了交融，有了感情。十二月四日，北大哲学系为父亲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哲学界人士济济一堂。前夕，我家私宴庆祝，亲友无不欢喜光临。在筹办这次宴会时，父亲提出邀梁先生参加。我向政协打听到地址，打电话邀请，梁先生亲自接电话，回答是不能来，天冷不能出门。我也觉得年迈之人确不宜在寒冬出门，道珍重而罢。

    数日后，父亲收到梁先生一信，信只一页，字迹清晰有力，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父亲读后并无愠色，倒是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命我寄去一本《三松堂自序》。

    忙过庆寿之后，父亲说要给梁先生写信，用文言，需我笔录。信稿如下：

    漱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顺请

    道安

    冯友兰

    十二月六日

    当时我认为应反驳"谄媚**"的指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事。父亲说一切过程《自序》中已写清楚，不必赘言。

    过了几天，收到梁先生来信。我无留信习惯，此信不知何故，夹在幸免的一些信件中，得以抄录：

    芝生老同学如晤：

    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父亲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我电话联系。记得梁先生还专来一函说电话必由他亲接，以免延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父亲携我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我想这一行动无需保密也无需登报，当然如果哪家报刊有兴